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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杨黎光)
  • 序  言
     
    人类文明的进程,革故鼎新,滔滔奔涌,但就其终极指向而言,基本上还是沿着不断提升人类福祉的横轴持续演进的。
    毕竟,文明的动力,源于人,并为人、因人而进步。
    而在这幅绚烂绮丽的文明图景中,城市,或许就是其中最动人心魄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所有具有人类意义的进步与发现,也都是在这方天地酝酿衍生的。而人类开始世界性的城市化以后,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情节,也无不以此为出发点,或在此划上它令人惊叹的句号。
    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出现于迄今约5000多年前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那儿由苏美尔人创建了最早的城邦国家,后逐渐发展成城市的雏形。苏美尔城里逐步集中了政治、经济、宗教和集市中心。这就逐渐形成了城市的两个核心功能:城,政治的、宗教的;市,经济的、贸易的。这是在19世纪中叶,由考古学家们通过辛勤的考古发掘发现的。
    差不多在相同时期,古代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个城市,它们分别位于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一对姐妹城。
    在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五莲县丹土遗址。据考,它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座城镇的雏形,距今有4800多年的历史。而洛阳,是可以考证的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建城史4000多年。夏、商、东周、东汉,北魏、西晋等朝代曾建都于此,有“九朝古都”之称。虽然中华文明史中的许多远古时期的城市都已经消失了,但现在仍存有战国以前的城市:陕西省的咸阳、河南省的商丘、河北省的邯郸、山东省的曲阜等,这些都是有着数千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
    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向新华社记者披露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经过5年发掘,于1998年发现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这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产生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的巢湖流域。据考古专家描绘,现在被大片庄稼覆盖的凌家滩,在远古时期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居住区、庭院区等,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了规模化。
    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专家认为,凌家滩古城展现出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甚至更久。
    当然最后做出定论,还需要考古专家们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和严谨的论证,从而得到学界的公认。
    但要说,世界上最年轻的都市,恐怕疑义不大,它就是我面前的这座灯光璀璨、高楼林立,有着近两千万人口,却只有短短不到40年历史的——深圳。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将原宝安改县建市,至此深圳市诞生。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
    经过短短的几十年建设,深圳市已被国务院定位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称“北上广深”的中国一线特大型城市。
    自1979年3月至今,深圳的建市史还不到40年。如今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现代都市”。
     
    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不但使各种充满想象力还是创新力的合作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优化、提升社会资源的集聚方式和整合效率。空间集聚也许是城市最常为人们所提起的显著之处,城市正是依靠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引领了人口、资本、技术和各种相互作用下最具效率的发展模式。
    俯瞰人类历史的由来往返,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个生产力和人文品质跃升的阶段,其实都是内生于城市化进程的革命性推进。
    正如美国学者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
    而被马克思称之为“一百多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现代化,只要深入它的历史肌理经络中去探视,我们也会发现,它的发展递嬗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城市化”的东西,自始至终都是它的发展动能和外在彰示。
    没有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巴黎、柏林,甚至鲁尔、格拉斯哥,不知道我们又该怎样谈起这一段人类历史最为辉煌的时光。
    正是这一大批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的现代都市,将欧洲这片已在中世纪泥泽里酣睡太久的大地,轰然推进了这段命名为“现代社会”的眩目时光中,进而将“世界精神”带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2015年12月17日,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探测卫星,它以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中的人物“悟空”命名。这颗探测卫星担负了一个独特的使命:到太空中去寻找神秘的暗物质,或者它存在的某种证据。新华社在发布的新闻稿中对此的结论是,“标示着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迈出重要一步”。
    基于自身的知识兴趣,此则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关注的报道,却引起了我强烈的思考乐趣,当然,这是一种不无哲学意味的思考。
    有生,就有死,有好,就有坏,有阳光,就有阴影。至于 “物质”与“暗物质”相生相杀的图景,则从终极意义上呈现了这种辩证哲学。
    就在我此篇的写作过程中,2017年11月30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在线》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的一项报告:宣称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在太空中测量到了电子宇宙射线的一处异常波动。这一波动此前从未被观测到,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取得一项开创性的发现,且有可能与暗物质相关。虽然根据现有的探测数据量和理论模型,目前还无法做出断定,但这一疑似暗物质的踪迹,是近年来科学家离暗物质最近的一次重大发现,也将打开人类观测宇宙的一扇新窗口。如果后续研究证实这一发现与暗物质相关,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城市之于人类的正向效用,已经讲过太多了,那么城市会不会也有自己的“暗物质”呢?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几乎从城市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也将对人类的异化和戕害的“毒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悄悄地散布。
    令人目眩神摇的“城市化”步伐,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发展的种种“外部性”问题,比如人口膨胀、畸形发展、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违法搭建(在国外即是贫民区)、环境压力、卫生难题和安全威胁等等,并催生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所谓的“城市病”的产生。而“城市病”的产生,又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危害人民的健康。
    人类为解决“城市病”带来的危害,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至今仍有很多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但人类治理“城市病”的努力和探索从未停步,并持之至今。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开放。40年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推动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这一宏图被学者们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迄今为止,中国平均每年仍有接近2000万的人口,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中国城镇化总人口已超过7亿。联合国设定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为特大城市。而中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经有100多座,还有2万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
    4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集镇、县城、中大型城市(即是人们所说的一二三四线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城市面貌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规划滞后、管理粗放、空间老化、城市生态失却活力等等问题,并以一种外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与力度,降临到这些似乎才刚刚进入“城市化”中的人们头上。
    “城市病”,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人类课题,但由于我国经济基础单薄,聚居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太快等原因,使得我们不但遭逢西方积淀已久的那些城市“通病”,更有源自本身发展基因,而充满着中国特色的个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候会以灾害的形式危害社会和民众,使解决问题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
    为此,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建设者和学术界的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都投入了治理“城市病”的行列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法。政府部门更是为治理“城市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这样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前进。
     
    当我决定写作此书时,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它在我的思考主脉上处于什么位置,这样的一种精神劳作可能在哪些方面,深化我的关于“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的思考。
    每一本书的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是立意,立意就是主旨,就是思想。可立意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深入思考的结果。思考的时候就是孕育的时刻,这个时候对于作家是最重要的时刻,也是最痛苦的时候,因此常常需要启迪。往往一个启迪的火花,就会点亮一片天,照亮了你的思路。
    为了找到落笔的着眼点,2018年元月8日的晚上,我特意来到深圳罗湖桥头。罗湖桥架在深圳河上,沟通着深圳与香港,因此这里通常被称为罗湖海关。罗湖海关恐怕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口岸,此刻已是夜晚,罗湖桥的两端仍然人流如织,往返穿梭,不胜熙攘。
    在海关朋友的陪同下,我登上了口岸大楼的平台,望着这座串联起深港两地的铁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怔怔地竟有点恍惚起来了。
     
    关于罗湖桥,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当然,历经100多年风雨沧桑的那座旧桥,已经作为文物移到新桥旁边的空地上了。
    时光之上,月光之下。
    短短的一段轨架,集聚了历史所有的感喟与沧桑,最终以这样的一种僵硬的姿态,静卧在莽草与枯枝之中,在月光和灯光混杂映照下,闪射出一种沉着坚韧的别样光泽。
    历史健忘,难为情的只是患历史感的人。
    眼前的故物,身边的故人,一个同样久远的声音又如期而至:
     
    我们与一座城市的春天刻骨邂逅,而那些走过罗湖桥的人,终究在桥上成为一座城市的见证者——
     
    差不多80多年前,一位美国作家在路过罗湖桥时,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她的名字叫赛珍珠,1938年以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赛珍珠是1934年告别中国,途经香港回美国定居的。这首《罗湖桥》是不是就是这一年写下的,我没有进一步的考证。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奔走在深港的每一个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些丝丝缕缕,又岂止是只有刻骨邂逅呢?
     
    选定今天的日子来到罗湖桥,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面前的罗湖桥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标志性的地点;二,今天也是我南下深圳工作26周年的日子,1992年的元月8号我来到深圳定居,下车的地方就是罗湖桥边的罗湖火车站。
    两个时间节点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浮起:40年,中国的历史被改写了,古老而又蹒跚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26年,我见证了罗湖桥头的日新月异,也用自己的笔,孜孜不倦地记录了许多这个日新月异的历史细节。
    想到这儿,我的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此时此刻,天启般的灵感使我转过身来,面对身后这座城市,一座梦幻般的不夜城,一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奇。
    都市的夜,总是愿意把它全部的能量,以一种喷薄而出的姿态,在太阳转过身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闪耀绽放。
    它的美,它的壮观和宏伟,竟是如此的令人感奋战栗。
    我不知道别人会以什么方式来描述1978年,或者会以什么来标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这次演化进步。但我认为,我转过身来看到的这一片,此时已经完全沉浸在无尽繁华之中的土地上,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具象化标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决定是明确了,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落实抓手”的经济特区,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建设,就成为一个急待决定的问题,领导、专家、地方政府各有主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也就是那年8月,有个调研组受中央的委派专程来到南方之南,考察深圳经济特区到底从哪里开始建设好。当年12月,报请中央审议通过后广东省委做出决定,搬掉横亘在口岸地区的罗湖山,进行招商引资,将罗湖打造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阵地。
    一个当时叫宝安县、现在叫深圳市的现代化城市由此起步了,一个后来被学者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春天故事”,在此泼墨起笔了。
    如今近40年过去了,在我眼前拔地而起的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特质的城市。从一个当时人口只有三四万的边陲小镇,跻身国内一线城市,管理人口达2000多万,GDP总量至2017年底已达2.2万亿,超过了广州,逼近香港。进出口总额超2.6万亿,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1980年香港的GDP总量达467亿人民币,而当时的深圳仅3亿,还不到香港的一个零头,如今近40年过去了,深圳的GDP总量已经与被称为“东方之珠”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只有小小的一段距离。
    凝望着夜空,40年前那些岁月的片断与细节,已经渐渐隐没在时光的流逝中了,那些已在时光中写就的闪亮歌句,却仍在眼前的楼宇间吟诵。
    激越,而且辽远。
    我出神地凝望着这一片歌声逝入的夜空,我想,已经为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出发的支点了。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有点“宏大”的主题:即是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八年中,我完成了三部以“思辨”为主旨的长篇报告文学。其中《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追溯的是“一条线”,探索的是粤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而《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考察的是“一条路”,研究的是民国时期提出的“实业救国”之路的意义与成败;《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了解的是“一个岛”,分析的是改革向纵深发展后的试验点“自贸区”的创新与局限。如今着笔所要书写的《危城再造——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记录的是“一个点”,核心是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缘由和意义。四本书,100多万字,形成一个系列,纵观千载,近看百年,俯视今天,表面枝蔓纷繁,根脉却是一致的。潜隐在文字底下的脉络是清晰的,那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和艰难。
    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化的进程。
    这本书的主题,探索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包括关于“城市病”的治理。
     
    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城市中心——罗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发地,而新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时期,那么对于这一片土地的观照与省思,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
    在着笔书写对“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时,选取中国最早进入城市化进程的深圳罗湖为着眼点,有着一定的典型参考价值。而深圳罗湖的“二线插花地”棚户区的产生,正是“城市病”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对类似棚户区这样的“城市病”的治理,恰恰细节化和具象化地呈现探求“城市病”治理的中国路径。
    以40年走完世界其他地区三四百年城市化进程的中国,它是如何以一种“制度动能”破解“城市病”这个世界难题的,当然极具样本意义和借鉴价值,何况它还携带着一个在现代化进化史标轴上的“城市重生”的命题。
     
    由于历史沉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步履维艰,辗转曲折,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文化母体当中,在这片深沉的大地上,它总能生生不息生长出一种自我矫正、自我更新、自我奋进的力量出来,并在命运共同体的名义下,在团结、同情、渴望美好事物的情绪中,产生出明确且富于建设性的内生动力,引领我们一代代人迈向清丽胜景。
     
    冬天的南方说不上寒冷,但悱恻轻寒却是笃实的。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已近午夜。眼前的一切,依然沉着而且生动,恍如深奥而又亲切的寓言。
    说不清理由,但再出发的感觉清晰锐利,我写过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许多事,但这座已经浸入我灵魂的城市,却从未以一种生命主体进入过我的笔,这是一个意外。
    或许它缺乏的恰恰只是一个时机,比如现下,又如此地。
    此时,赛珍珠的诗句又在我脑海中浮起:
     
    凝望着蓝空,
    聆听着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
    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
    我渐渐感到,
    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
    那此世难逢的感伤,
    那古朴的悲剧故事,
    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
    都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
     
    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
    和调子。
    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
    复杂得多。
    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
    以铭心的感受,
    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
     
    我出神地凝望着那歌声逝入的长天,
    一个鸣叫着的雁阵掠过,
    打断了我的求索。
    ……
     
    第一章   从“12·20”光明特大滑坡事故说起
     
    在自然界中,我们习惯把它分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宏观世界,指的是星系、宇宙。微观世界指的是分子、原子。那么一块土,一片树叶,一只虫子,不管它们是属于哪个世界,它们的移动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们太平常,太微小了。
    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提出了一个流传久远的理论:“蝴蝶效应”。对于这个理论最为通俗的阐释是: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翅膀偶尔的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对于后来酿成重大灾难的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大滑坡事故来说,它的源起,也一定是来自一次“蝴蝶翅膀的振动”,即最先一块泥土的蠕动。
     
    2015年12月的一天,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上午。深圳光明新区红坳村一处山边的余泥渣土受纳场,堆积着从各处运来的成百上千万方余泥渣土。突然有一处渣土开始蠕动起来,最初,这一定是一个不太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细节,因为对于像一座小山似的渣土受纳场来说,一处泥土的蠕动一定是毫不显眼的。
    一开始的蠕动一定是缓慢的,缓慢得无法被察觉,就像人们无法察觉到江河里一股水最初的流动。可是成千上万股的水,朝着一个方向流动时,它所逐渐产生的推力是无法估量的。这块泥土的蠕动,是由一个神秘的力量推动的,这股神秘的力量就是——水。
    人们一定很疑惑,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成千上万吨的余泥和渣土都是带有水分的,当它们在堆积如山的时候,水分因地球的引力是朝着底部渗透的,此时如果没有做好排水,把不断聚集的水分排出去,就会形成基底的松软,松软的底部承受不了越堆越高的余泥渣土的承压,在一个临界点上开始移动。这个移动不断地加大,于是成块成块的泥土,就动起来了。刚开始,它可能只是在已经堆积如山的渣土中慢慢地蠕动,一寸一寸,甚至可能是一厘米一厘米,以一种肉眼几乎无法觉察的位移,在开裂,在蠕动。但人们还是发现了它的异常,可是由于采取的措施不得力,最后,这个蠕动带动一团,拳头大的一团,包裹大的一块、岩石般的一堆、绿道般的一带,终于在12月20日的这一天,在多处力量汇集下,整座堆积起来的渣土泥山,刹那间就被一种积聚起来的巨大力量撼动了。随即,天崩地裂,朝着低洼处,摧枯拉朽般地奔涌而下。这就是所谓的“滑坡”。
    滑坡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我看过爆破,整栋楼的爆破,几秒钟的工夫,十几二十层高的楼房顷刻间坍塌下来。也从新闻纪录片里看到,战争中一颗炸弹落下,整栋楼就像骨牌积木般土崩瓦解。但我真的很难想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能够将整栋八九层高的楼房推动着平移几十米。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无法相信,一次滑坡竟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量。
    事后统计,事故中总共有22栋楼房坍塌,究竟有多少栋如前所述被平移埋没的楼房,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数字,但有记者亲眼看见有两栋楼房,被滑动着的泥土推动着前行。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2016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将这种力量具体化成这样细思极恐的数据:在经过24天的清理处置后,事故现场外运土方278万立方米,现场见底验收面积18.4万平方米。
    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恐怕一下想象不出278万立方米土方,堆叠在一起是多大的体积,滑动中的它又有多大的破坏力。
    让我们看一看它所造成的破坏,在它经过的土地上,除了摧毁了22栋楼房,还死亡了73人、17人受伤,有4人失联,即是既没找到人,也没找到尸体,90家企业受到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8.81亿元。
     
    我再次来到现场是两年后的2017年12月的一天,这里早先是老宝安县的光明农场,深圳全面城镇化以后,被划为光明新区。虽为新区,离老城区罗湖却有几十公里远,发生灾难的地方,更是在一处山边。
    趁着午间这段寂静,我终于还是得以再度端详:几丛青草从黄土中执拗地长出,一切已被重新翻过,包括脚下这片曾经翻滚的黄土,只是生命已经没了叹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一座座塔吊,突兀却是鲜明,整个现场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建筑工地。或许是工人午间休息的缘故,骤然间便有种被魔法突然点化似的,呆立在那片灼烫的阳光下。偌大的一片土地,就这样刹那间没了曾经的喧闹与繁杂,怔怔地,泄露出不易觉察的落寞。
    陪同我的一位记者告诉我:这里已经以整体出让的方式给了一家企业,一期工程已全面启动,“一个全新的产业园区很快又将重新出现了”。这是可以预见的结局,只是那个曾经出现在一张张报纸,一个个屏幕,一段段视频中——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现在又在哪里呢?
    时光,有时真是很玄妙的一种存在,从故事到历史,从历史到传说,从这本书到那本书,挟风带电,一路奔跑,最终抵达的,往往却是如此这般的模糊境地。
    不管在别人眼里,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大滑坡事故此刻已成了怎样的一种叙述,但在陪同我的记者脑海里,却是铁一般的存在:坚硬、清晰而且尖锐。他是第一个抵达事故现场的记者。当年那刻,逃生的人们嘶叫凄厉,慌忙呼号,事故本身的记录,是一种动词形态的刻骨记忆。
    时隔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努力地揣摸那次骇人的事故,当时到底是以一种怎样的顺序惊心动魄地展开的?
    但揣摸就是揣摸,细节已经很难得到证实了,因为一些了解细节的人被埋在这片黄土之下了。
     
    午间的阳光,燎烤得眼睛有点儿疼痛,这样的死生现场,抵达与转身都是一种痛苦,一种无从闪躲的伤与痛。这场被称为“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所造成的破坏,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
    造成这场特大滑坡事故的原因,后来相关的专业调查报告上是这样描述的:
     
    深圳光明新区红坳受纳场没有建设有效的导排水系统,受纳场内积水未能导出排泄,致使堆填的渣土含水过饱和,形成底部软弱滑动带;严重超量超高堆填加载,下滑推力逐渐增大、稳定性降低,导致渣土失稳滑出,体积庞大的高势能滑坡体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加之事发前险情处置错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严谨而又专业的描述,失却的往往是丰富的人性和细节的鲜活。
     
    灾难对当地的后续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受波及最严重的红坳村。
    自2004年深圳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全面城市化以来,全市大大小小2000多个各种村落,就都已改称社区了。虽然政府文件是这样规定的,但在民间,很多深圳原居民还是习惯性地称自己是某某村人,比如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吴红琼,就是祖居红坳村的原居民。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她们一家已经完全搬离红坳村了,这也是“光明新区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的又一个直接后果:滑坡造成的灾害使得红坳村不得不整村搬迁。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此次搬迁行动被定义为“凤凰涅槃,红坳新飞”。但对于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的吴红琼来说,心中那股不舍和依恋,依旧鲜明而且深刻。
    吴红琼告诉我:“整个滑坡过程,也就十几二十分钟,你甚至都感知不到在一些灾难电影里我们看到的,那种绝望的嚎叫和慌乱的奔逃,一切就在你猝不及防中发生了。等你回过神来,熟悉的楼房、村道、树林和建在旁边的工厂,都没了。”
     
    苏世雄不是原居民,他来自湖南平江,在这里开了一家生产天花板的工厂。事故发生时他就在现场,所以他的描述则更形象些。苏世雄介绍说,2015年12月20日那天,自己是在11点40分时打算开车离厂外出吃饭的。
    而11点40分,这正是“光明新区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发生的时间——一个天崩地裂的时刻。他说,那时的他刚刚上车,透过汽车挡风玻璃,看到远处的山边斜坡上黄土滚滚,直奔工厂而来。感觉不对劲的他,立即下车跑回工厂叫上妻子和尚在机器前忙碌的20多名员工赶快逃命。 “下了楼本来还想去开车的,但一看奔涌而来的黄泥,离自己的小车不足50米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拉着老婆的手,和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厂外的长风路方向跑,3分钟,也就3分钟,整个工厂全部湮没在黄泥中了。”
    因而苏世雄也是光明“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中,抢救出最多人的企业主,他的厂20多名员工全部脱险。
    “10多天后,抢险救援的部队官兵挖了18米,找到了写有我公司名字的一份文件交给了我。”这是苏世雄除了那20多名员工生命外,唯一拿回来的东西了,价值几百万的货、车和整条生产线就完全埋在泥土里了。
    事发后,他依然选择留在深圳从头再来,只是把工厂搬到几十公里外的龙岗区去了。
     
    彭楚鑫的父亲老彭,神情里带着一种凄凉,话语中哽哽咽咽的全是悲伤,他说,2015年12月20日中午,大概是他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也是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次奔跑,因为他身后的道路,就在他奔跑的过程中一寸一寸地破碎了。他的妻子与大儿子,就消失在那滚滚而来的泥土中。
    19日晚,在龙岗区木棉湾小学当老师的儿子彭楚鑫,来到位于红坳村边的恒泰裕工业园看父母,并一同商量自己12月31日结婚的事宜。20日中午11点,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突然感到地板一阵一阵的颤动。老彭跑出去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猛然回头对屋里的人喊:“不好了,山上的泥土滚下来了,大家赶紧跑!”家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翻滚的泥流已经到了跟前。慌乱中,大家各自逃命。
    沿着地皮滑来的泥土,像一条条巨龙,裹挟着地面上的一切物品顺坡而下,摩擦着大地发出一阵一阵的颤动。一辆被黄泥裹挟下来的货车,成了老彭的救命稻草,他紧紧地抓住货车的车头保险杠,任凭巨大的冲击力往前不辨东西南北地拖滑。大约滑了50多米,车被一块大石头卡住了,老彭的一条腿也被黄泥压在下面。这时,刚刚逃出来的苏世雄厂里的工人们,见状赶紧将他抬出来。当老彭刚刚被从车下抬出后,身后的两栋楼房,在滑坡泥石的巨大推力下,轰然倒塌了,一眨眼工夫连屋顶都没了。
    老彭是逃出来了,但妻子和即将成婚的大儿子却消失在泥土中,永远失联了,同时失去的还有那场再也无法举行的婚礼。
    顷刻之间,灭顶之灾。
     
    关于深圳光明新区这场特大滑坡事故,没有比这更准确的描述了。田泽明或许是唯一的例外,他是唯一一个在事故现场被抢救出来的人,在抢险“黄金72小时”里,他的出现曾给彻夜祈祷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
    毫无疑问,他应该是我此次写作最想采访的人之一,可惜的是,诊疗后的他,很快又没入了茫茫的人海,我们怎么也联系不到他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留在深圳——他差点把命也留下来的地方。
    唯有祝福!
     
    事实上,此前就有机会应约来写这次事故,但都被我谨慎地拒绝了,不是因为把握不了,而是始终相信,剔开这些多少已经结痂的伤口,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我自己个人来说,都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比如,河南人何卫明。
    38岁的河南人何卫明现在去了哪里,都会把手机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这里存放着他生命的全部。存留在手机里的照片,是现在的他与已逝的亲人建立联系的唯一方式。话题刚一挑起,他便已泣不成声:爸、妈、小儿子和女儿、老婆、妹妹、弟媳、妹妹的孩子、弟媳的三个孩子以及五名工人,全都埋在滑下来的泥土里面了,永远地阴阳两隔……
    我满含着泪合上了我的采访本,这是一次不得不瞬间就宣告结束的采访——他已讲出了灾难的全部,再也无法往下说了。我们也理解了所有,探求生动的细节和具体的场景都是异常残酷的,望着他那满面泪痕的神情,再往下谈已纯属多余。在他的心里来不及和亲人告别,最后的那一抔覆盖亲人们眼帘的黄土,该是怎样的冰凉与绝望啊!
     
    事发后,国务院成立了由多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滑坡事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后来多达110名责任人员受到了处理,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53人,包括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涉嫌职务犯罪的19名党政干部。后来,总共有23名责任人和19名国家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审查后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此次特大事故暴露出5个方面的问题和教训:一是涉事企业无视法律法规,建设运营管理极其混乱;二是地方政府未依法行政,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三是有关部门违法违规审批,日常监管缺失;四是建筑垃圾处理需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机构违法违规;五是漠视隐患举报查处,整改情况弄虚作假。
    从事故本身来看,这样的分析与批评,无疑是中肯、准确和权威的。但从何卫明厂里走出来的时候,望着不远处那一片曾经发生灾难的现场,望着光明新区已经恢复正常下的蓝天绿地,想着那些已经消逝了的厂房和生命,我又觉得事情的缘由,可能不仅仅止于这些。它会不会也借助那么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突如其来的偶然,袒露出它全部的狰狞与酷烈呢?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特别的理念,叫作命运,上至诸神下到众生,无不在它的覆盖笼罩之下,它高于一切主宰一切,一切在它面前都难以逃遁无从规避。当然,这种理念后来有了一个更为具象的名词:宿命。
    作为一名追求一定要亲临现场的作家和记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亲历过太多的灾难。例如1998年的“嫩江抗洪”,我曾在吉林省的镇赉县淌着齐腰深的洪水,采访有关方面紧急抢救被淹没了的四个监狱里的一万多名犯人;2003年的初春,我沿着“非典”疫情发生发展的路线,从广东省的河源、惠州、顺德、深圳、珠海,直到重灾区的广州,跑过珠三角几乎所有的城市,记录了抗击“非典”疫情的全过程;2008年的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后,我到过重灾区北川县城,那时一线救灾虽然已经结束,但见识过大地震后仍在咔咔作响的废墟和倾斜的房屋,心在一阵阵地颤抖。
    虽然不能说对于灾难已经见多不怪,但作为一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我总是会为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一次次体验那种直达肺腑的痛。自然界一场接一场的悲剧,悍然摧折的是生命,却又让我相信:偶然之下,一定有一个已被我们习惯称之为宿命的东西踞立其上。
    其实在一生中,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灾难事故,还不是以上我所提及的洪水、瘟疫和地震,而是1993年11月19日,发生在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致丽工艺制品厂的一场特大火灾。
    那时我刚从安徽南下深圳不久,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当时的葵涌镇致丽工艺制品厂发生了一起火灾事故,我知道这是一场特大事故,因为它烧死了84个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打工妹,还重伤了20人,轻伤25人。这是我到深圳后,遇到的第一场特大火灾。
    由于我当时是报社编辑,并没有到现场去采访,所以对事故到底有多严重,并没有形象的印象。当时报社有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非常优秀和敬业,他千方百计地深入到已被封锁的现场,拍了一批新闻照片回来。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他是用胶卷拍的现场。那时的报纸版面,也还没有完全彩色印刷,所以仍然需要一些黑白照片。他把胶卷冲洗成黑白照片后,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放在桌上,然后就吃饭去了。
    由于是晚饭时间,当时的编辑部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看一看灾难现场“特大”到什么程度,于是拿起了信封,抽出了第一张照片:一间空空的大房子,夕阳从窗外斜斜地透进来,照射在地板上停放着的一排一排覆盖着白色床单的遗体,一具挨着一具,几十位昨天还是鲜活靓丽的姑娘,今天静静地躺在地上,整齐得叫人一阵一阵地心慌。房间内没有一个活人,只有夕阳还在依依不舍地抚摸着这些年轻姑娘们的遗体。
    这样充满了冲击力的画面,已经使我不忍再往下看了,但照片紧紧地粘在我的手上。接下来是一张一张的特写,看着看着,我仿佛被重重地捶击了一下,只听脑子里“轰”的一声,心里有一口热血要喷出来。
    画面拍的是仍然还活着的人,但都在医院的病房里,一个个被严重烧伤的姑娘,赤裸的身上涂满了柏油一样的黑色烫伤膏,痛苦地蜷在白色的床单上,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
    我又看到一张已被燎烤烟熏得乌黑乌黑,却依然难掩俏丽的青春脸庞,从白色的床单下露了出来。她无望地看着镜头,满脸都是痛苦难耐的神情,那对眼白显得特别的醒目,眼睛里全是渴望活下去的企盼。灾害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摧残着青春靓丽的生命。
    这些活着的苦难者的画面,冲击得我热泪夺眶而出,心里堵得喘不过气来。我跑到窗边打开窗户,想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当时报社编辑部在深圳红岭中路司法局大楼的六楼,窗外对面的马路上,是深圳青少宫的“大家乐”舞台。“大家乐”,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共青团提供给青少年们娱乐的地方,有点像大型的卡拉OK。那时的舞台是露天的,一群年轻的打工者正在舞台上忘情地欢唱。欢快的歌声通过高音喇叭,不管我愿不愿意硬是挤进了我的耳朵。此刻,不知为什么,我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放纵的哭声混杂在欢快的歌声里,在空旷的大办公室里,显得是那样的难以抑制,那样的忘情忘形,泪水模糊了我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擦不清晰。
    这是一个让我一生也挥之不去的,关于城市灾难对生灵伤害如此严重的人生体验。
     
    后来,有位文友收集了遗留在现场宿舍里的女工们的家书,编印成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寄给了我:质朴纯真的语言、无处停放的心跳、戛然而止的梦想,就这样无数次地停泊在我一个又一个辗转难眠的夜里,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梦。
    无从告知的伤与痛,25年过去了,也没有从我心灵中抹去,时至今日仍使我难以忘怀。
    且不说从电视、报纸、网络目睹耳闻的那些都市悲剧,就说深圳这窄窄2000平方公里不到的土地上,在我来到的20多年的时间里,这座年轻的城市,伴随它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的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遭逢不少灾害。抛开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不期然地想探知这一个个跃动的生命,在戛然而止的生命旅程中,有着怎样的曲折来路,潜藏着怎样的幽隐故事,甚至他们曾经火热的心灵,跃动过怎样的追求与远方。
    这是一个文化人的情怀,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又是多少有点偏执的个人思想,它让我时时陷入痛苦不堪的境地,却又欲罢不能。
    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
    后来,用了许久我才明白,无论是自然的灾难,还是人为的祸患,恐怕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要付出的许许多多的代价之一。
    可我总是无法简单地接受,由几个失职者来承担责任的结果。我所想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但,聪明的人,负责任的人,更多地应该去研究避免灾难的发生。
    这是一个思想者的思考。
     
    英语中“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是从拉丁语 Civitas发展衍化而来的,在我原先的理解中,城市天然地应该与文明、富足、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否则,人们为什么要从四面八方涌来城市?可实际上,城市在给予人类种种美好与梦想的同时,却又周期性在自己的母腹里,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一场又一场的麻烦、不堪、困局,甚至灾难。
    2015年12月20日当天,据说深圳有位网民就光明新区这场特大滑坡事故,在网络上推出了一个帖子,标题是——“最发达城市的最不可思议”,当晚的点击量还很大。
    真的是不可思议么?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又不全是。偶然背后的必然,这是最浅显的哲学认知。
    深圳,这个“最发达的城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最不可思议”的滑坡事故?
    我想去寻找其中的原因,追究人的责任不是我的方向,因为国务院调查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已经给出了结论并做出了处理。
    我想在人为因素之外,探究原因。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采访对象,出于我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提出一定不要在我本文中出现他的姓名,这是他接受采访的唯一条件,如果我同意,他可以和我谈谈从他的角度所了解的一切。我接受了,因为我相信,作为一名在固体废弃物处置领域工作了十几年的执法人员来说,他的看法,是我们理解光明新区“12·20”特大滑坡事故,极为关键的逻辑板块。
    采访是在福田中心区一间不太起眼的咖啡厅里进行的。刚刚落座的他,始终还是有点局促,看得出他很紧张。
    采访很快就进入了主题,他说:“我不是说这桩事故中人没有责任,人是有责任的,在付出了那么多生命代价的前提下,否定人的责任是良心的泯灭。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想一想,这种偶然事故背后的必然。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多少有点儿逆势而为的味道,但我相信这样的反思,对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他一开口,就切中了我的思考方向,我认真地听,飞快地做着笔记。
    他将手中的咖啡拿起来,可并没有喝又放下了,语速还是有点快。但,他的介绍,确实让我看到了灾祸由来的另一面,“2000年以前,也就是我开始进入这个执法领域的时候,因为深圳在建的项目数量相对较少、规模也不大,待建地和低洼地广泛分布,建筑类的余泥渣土排放,应该说还是基本平衡的,不同的建设项目间基本上就可以自行消化,绝大部分余泥渣土也都用在‘三通一平’中的土地平整,以及滨海地带大型工程的填海造地中,也没太多听说要建渣土受纳场的强烈诉求,我们的执法主要也只是针对渣土撒漏、违法倾倒等进行管理。”
    他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但到了2005年左右,渐渐地,就感觉到压力了。那时候市内待建地已大幅减少,低洼地带也基本填平,盐田港、大铲港、滨海大道等大型填海工程也基本结束。国家也开始加强对填海行为的管制,平衡,在这一阶段开始被打破了。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政府层面也把渣土受纳场的建设列入工作范围,深圳真正意义上的余泥渣土受纳场,其实就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主要分布在龙岗中心城、塘朗山和宝安西乡一带,印象中较大的有四个受纳场。
    “问题是,这种压力并没有随着受纳场的出现而有所缓解,随着深圳地铁建设的推开,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功申办,建筑余泥渣土排放难的问题,在原特区内外终于全面爆发,甚至对深圳市的社会经济、城市环境、交通安全形成了严重挑战。
    “2007年全市产生的各类余泥渣土,我印象中是不到1000万立方,大概在950万立方米左右。但后来这一数字却一再被刷新,你猜一猜,现在有多少,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年产生3000万立方米的数量了。”他说,进入2010年以后,他在深圳相关部门的各类文件里,“井喷”一词,成了描述余泥渣土数量的固有搭配词汇。导致余泥渣土数量井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铁轨道交通的建设。
    他说,他自己算过一笔账:“深圳的地铁站通用尺寸为190(米)×19(米)×20(米),这些从地下挖出来的土方再乘以1.2的松散系数,可以计算出一个地铁站所产生的土方量达到8.7万立方米,用20立方米一车的泥头车要运4350车次!例如地铁二号线的建设,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开挖的土方就达到540万立方米。加上这一时期火热到烫手的房地产建设,特别是地下车库的配套,开挖的土方也不容小觑。如何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了相关部门头痛的事情。深圳后来又不得不陆续建设了五座受纳场,但依然难以满足轨道交通、旧城改造,再加上遍布深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产生的余泥渣土。
    “发生特大滑坡事故的红坳村受纳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事实上,在政府部门规划建设的受纳场之外,深圳原特区外地区,也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小规模的‘地下’受纳场。这些私设在旧村荒地上的受纳场,也开始暗自收费接纳余泥渣土。为掩人耳目,这些受纳场的作业时间往往选择在夜里进行,一夜之间能倾倒一两百车次,一车根据所载土方数量收费300元左右。这些受纳场尽管很多都是夜里才收纳渣土,但往往动作迅速,有的甚至几个月内就填满封场。而事故发生地的光明新区由于相对地广人稀,更是成了泥头车乱倒余泥渣土的重灾区。2012年、2013年泥头车乱倒现象猖獗时期,光明新区不少偏僻道路的路边甚至路面,时不时就可看到乱倒的土堆或建筑垃圾。
    “但在巨大需求和巨大利益面前,虽然深圳市政府有关方面三令五申,严厉打击私设余泥渣土受纳场的行为,但仍然有人以各种名目在打着擦边球,消化着越来越多的余泥渣土。很多场地承包方更是对外声称,他们承包的是基本农田的泥土改良项目,需要接纳这些‘优质土壤’。
    “事故的发生可以说是偶然,但我始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是必然的,不是在光明新区就会在其他什么地方,不是在2015年发生,就会在2016年或者2017年发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体内的新陈代谢系统出现了问题,人早晚是会病的,人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城市其实也是一个生命体,它也会生病的!”
    在他看来——是城市病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现代化对于城市化,我们总是陷入了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当中,我们甚至经常会把它与幸福美好画上等号,但,它们真的是这样么?
    历史无声。难为情的,永远是我们此类患了历史感的人。
     
    在城市研究当中,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列斐伏尔。列斐伏尔是一位现代法国思想大师,是西方公认的城市社会学重要奠基人。他在反思城市给人类带来的一切正向效用外,也深刻地关注到城市作为一个社会产物,给人类、人性带来的戕害和异化。在20世纪60年代,他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类发展的手段与目的颠倒,在这种颠倒中,城市越来越表现为反对人的动机,不受人意志控制的坚硬的实体。
     
    马兴瑞,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在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大滑坡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刚刚履职深圳市委书记,作为深圳市的一把手,主持了救险工作的全过程。他是怎样熬过那一个又一个的抢险之夜,我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与他一同参加抢险的人们,经常看到他即使劳累得靠在指挥部办公椅上小憩的时候,仍然深皱着的眉头,表明他的脑子一直在思考。
    他在思考什么呢?
    那些年,深圳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不菲的成就。深圳用了35年就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城市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创造了人类城市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已经让她傲然跻身于国内一线城市之列,其经济竞争力直逼近在咫尺的香港,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光明特大滑坡事故就如同一声响雷,将种种“最发达城市的最不可思议”,以一种极端而且尖锐的方式,推到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的面前。
    5小时一次轮番上演的事故抢险新闻发布会,事故现场的消息时时传出,除了祈祷,不少人的眼光也已投向城市的深处,投向繁华背后的那些不易觉察的积垢沉疴了。
    而此时的马兴瑞思考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抢险,而是在全市范围内还有多少类似的安全隐患。在听取市安监部门汇报情况的时候,马兴瑞的眉头又再度紧锁起来,目光长久地盯着桌面上那张深圳地图,此时聚集的是东起小梅沙,西至南头安乐村,这方长达84.6公里的狭窄地带,然后将手指落在一块地方,目光停在那儿很久。
    这块地方离光明新区滑坡现场有50多公里,在深圳的罗湖区与龙岗区的交界处,绝大部分属于罗湖区管辖,一小部分属于龙岗区,基本都在山的边坡上。在深圳它有一个专有的地名叫“二线插花地”。
    看着这块地方,马兴瑞的心情不由得又凝重起来。
     
    差不多与此同时,深圳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正站在这片“二线插花地”上,这里距光明新区滑坡现场,中间隔着福田、南山、宝安好几个行政区,差不多在深圳一东一西两个地理方位上,但此时区委书记贺海涛的心情和市委书记马兴瑞一样沉重。光明新区滑坡事故发生以后,马兴瑞书记要求全市普查城市重大安全隐患,贺海涛立即联想到了这里,因为眼前的现实就像一座山,而且是压在心头很久的山。光明的“山”滑坡了,罗湖的“山”呢……
     
    作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棚改工作的周小建,总是尽可能快地将前方抢险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罗湖区各位领导。在那段日子里,他发现区委书记贺海涛即使下班以后很久,也还是待在办公室里迟迟没有离开,推门进去送材料,总见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扶额沉思。
    他又在想什么呢?
    作为罗湖区的一把手,贺海涛深知自己的面前也有一座“山”,这座“山”同样存在着“滑坡”的风险。如果罗湖的这座“山”发生了“滑坡”,那么它所产生的危害,一点儿也不会比光明红坳村余泥受纳场的这次“滑坡事故”小。因为在这个风险区里,沿着山的自然边坡,很多年来密密麻麻地建有多米诺骨牌一样的1000多栋房屋,居住着9万多人。
    所以那天,刚刚参加完市里的抢险救灾后续处置会议后的贺海涛,特意让司机绕到龙岗区与罗湖区交界处的这片被称为“二线插花地”的地方来,这里属于罗湖区管辖。
    其实对这块地方,贺海涛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福田区调任罗湖区区长时,就专门到这儿来做过调研。几年来,这里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特别是一到台风雨季,区里在做各种防风防洪抢险预案时,对于这块地方总是给予特别的强调。甚至对一些建在边坡危险地带的楼房,区里还要求街道有关部门在台风来临前,开展“清楼行动”,帮助一些住户暂时搬离,安排到安全的地方临时居住,避免风险。所以,当光明特大滑坡事故发生后,市里要求各区各部门严查城市各种安全隐患时,他就在第一时间到了这儿。
    今晚他穿行其间,曲道窄巷,已近子夜时分的这里,却依旧是万家灯火,人影川流,从各个窗户闪射出来的繁星般灯光,衬在背后黝黑的山坡背景下,形成黑白两重世界。
    巷道上、墙壁里随处可见裂缝断隙,藤蔓类植物穿插其中,电线与电话线蛛网般胡拉乱扯纠缠其间,1000多栋未经政府规划批准而搭建的楼厦,沿山边的斜坡一幢挨着一幢,连接成一个多少有点玄幻色彩的“非写实世界”,而这个“非写实世界”里,却真真切切地蜗居着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的地方,还不止一处。
    作为一名在罗湖工作多年的区委领导,贺海涛还知道,这片区域的边缘地带,还有个已经封存多年的垃圾填埋场。更令人忧虑的是,深圳已经探明的三条地震断裂带,其中一条“横岗—罗湖断裂带”恰恰就在这片区域的底下穿过。
    贺海涛虽然是学财经出身,并且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但现在管理的是一个行政区,而罗湖区是深圳市最早建成的中心区,其经济总量与居住人口,远远超过内地一些省会城市。形势的发展,强迫着他学习更多的知识。他知道垃圾填埋区内,最常见的气体以甲烷和二氧化碳为主,当然也有像NH4、H2、HS那样的微量气体。一般情况下,这些填埋气体是安全的,但如果发生泄漏迁移,甲烷等填埋气体通过地下裂隙、公共管沟,扩散到填埋场区边缘或建筑物室内时,无声、无味却又易燃的甲烷,一旦遭遇明火也极易引起火患。
    走在逼仄的巷道上,望着不远处陡峭的山壁,贺海涛心里头真的是在翻江倒海,他不敢也不愿想象:万一有一天光明的滑坡事故发生在这里,会是怎样的一种场景……
    贺海涛心情沉重地站在那儿,一声叹息,落地成坑。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贺海涛忽然得知市委书记马兴瑞要来罗湖“二线插花地”调研。果然2015年12月26日,马兴瑞书记带着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和规划国土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城市管理局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来到了罗湖。此行目的只有一个,更加深入地调研“二线插花地”的现状,以便于研究确定解决方案。此时,光明特大滑坡事故现场的抢险,正在紧张地进行中,上千台挖掘机在日夜不停地奋战,抢险指挥部每五小时就要向外公布一次抢险近况。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差不多日夜都在指挥部指挥抢险。可就是在这个万分紧张的时刻,马兴瑞却带着着一行人来到了罗湖“二线插花地”现场,可见对这个地方的高度关注和解决这个地方问题的紧迫性。
    罗湖区的“二线插花地”一共有三块,并不相连,它们分属不同的街道办事处管辖。马兴瑞书记要求每一块都要到现场去看看。
    连日来,一直在全面指挥光明特大滑坡事故抢险的马兴瑞满面倦容,可以看出由于缺少睡眠,眼圈有些发黑。可他十分仔细地穿行在“二线插花地”狭窄的巷道里,看着那一幢挨着一幢的楼房,乱拉乱扯的电线,没有市政和消防设置的巷道等,他不时地停下来,眉头越拧越紧,指着一些地方询问贺海涛一些情况。
    当马兴瑞走到“二线插花地”玉龙片区的山边,看着那沿着山的边坡,层层叠叠盖上去的一幢一幢楼房,非常担忧地回过头来问大家,“这样的楼房,一旦上面的一幢倒下,会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起倒下?”大家都没有直接回答,因为答案是明确的。
    马兴瑞神情凝重,喃喃地说:“不能再拖了,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办!”
     
    又过了不到两周,2016年的1月9日,深圳市委办公厅给罗湖区委打来电话,通知区委书记贺海涛当天晚上10点,到光明新区滑坡现场抢险指挥部参加会议。晚上10点开会?对,这就是市委书记马兴瑞的工作风格,紧急的工作一定要“马上办”,不能拖延。事实上,市委常委晚上开会,历届市委班子都是常态了。所以类似这样的通知,区委书记贺海涛当然一点也不意外。
    按照往常的习惯,贺海涛提前半小时就到达了会场。俄顷,各区、各部委局办的负责同志也陆续到场,侧面了解了一下会议议程,依然是与光明特大滑坡事故后续工作有关,核心内容还是抓实全市安全生产,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很快,深圳的两位主要领导,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也到达了会场,手里都拿着厚厚的一叠资料。贺海涛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他们,看到了书记和市长身上的疲惫与憔悴,不远处的滑坡事故现场,抢险的机械仍在轰鸣,挖掘处置工作还在进行中。
    会议很快就开始了,市委副书记李华楠首先向在场的负责同志通报了事故抢险的最新进展,市长许勤随后也通报了中央和省的各级领导的相关批示,以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深圳调查的情况,很快地便转入会议主题了,书记马兴瑞同志讲话了。
    马兴瑞在讲话前突然抬头问了一声:“贺海涛同志在不在?”
    贺海涛没想到马兴瑞书记在讲话前点了一下自己的名,他立即回答:“在。”
    马兴瑞听后点了点头,却没有对贺海涛说什么,然后开始了自己的讲话。
    贺海涛却隐隐感觉到,今晚的这个会议一定会与罗湖有关,与自己的工作有关,否则书记不会特别关心自己在不在现场。
    马兴瑞那边却早已侃侃滔滔了,他主要讲了光明滑坡特大事故血的教训,讲了全市安全生产的形势和压力、讲了安全生产制度要抓实落地,讲了十多天来自己在事故现场的煎熬与感悟,讲了即将要紧急召开全市性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还讲了即将出台的落实安全生产制度的措施、政令。
    说到这儿,突然他抬起头来,朝着贺海涛说了下面一段话:“海涛同志,‘二线插花地’要马上启动改造,坚决消除那里高危的地质灾害隐患、危旧楼房的安全问题。今天这个会议就是决定,‘二线插花地’的改造以罗湖为主,龙岗区配合。这事积累了很多年了,不能再拖了。此次市里的决心很大,这笔历史欠账应该还了,不还迟早是要出事的,出大事的,早还比晚还好。光明滑坡这件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历史欠账不赶紧想办法还,这个城市就会生病的,一旦城市生病了,就会有像光明滑坡这样的惨剧发生。警钟长鸣,夙夜不息。这事你们要联手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来,马上办。”
    “好的!书记,我们罗湖全力以赴。”贺海涛立马答道。此时的他终于明白了,会前马兴瑞书记为什么要点自己的名字了。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兴瑞书记提出,以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框架”为指引,来制定罗湖“二线插花地”改造方案。
    会议还在继续,贺海涛的心却开始沸腾了。那天子夜时分踏访“二线插花地”的种种图景,和后来陪同马兴瑞书记调研的情景,又如电影闪回般一遍遍地在他脑海里循环回放。他有点儿惊讶,有着大战前般的紧张,也有一种要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多年压在自己心头的那份“沉重”,终于可以彻底解决了。
    紧了紧肩膀,贺海涛聚拢起精神继续做着笔记。在笔记本上,他在“历史欠账”这四个字下重重地划了两道杠,又在旁边注了几个小字——这是城市病的治理。
     
    城市为什么会“生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
    斯蒂格利茨博士先后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1997年斯蒂格利茨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2014年12月,他在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一文,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确实是人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最为动人心魄的人类图景之一。它用了近40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世界其他各国,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城市化道路。
    权威机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加至2010年的6.7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584万人。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9.68%。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27%。到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54.77%,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人口平均水平。2016年末,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7.9298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4%。
    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称,2017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9008亿人,城镇常住人口8.1347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亿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2016年末提高了1.17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8.52%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般人也许并不能充分理解它的深远意义。事实上,这在人类发展史上,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比如英国,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就把英国城市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54%的1851年,作为英国进入现代化的标志。1851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将英国的历史划分为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这样的一种学术论断,未必为所有人能接受,但如此这般的历史分期,绝对不是故作新奇语的做法。
    我们知道,城市的最早起源是人类安全与宗教的需要。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功能慢慢地成了提升人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聚合效率的社会平台,而资源聚合的前提,则是以产业导向的人口聚集。所以西方史学界以城市人口的占比,作为人类历史分期的衡量指标。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与人类城市化的高歌行进是画等号的。
    我认为,谈论城市,即是谈论人类的命运。实际上,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城市的的确确不仅在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将来,是人类命运之所在。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客观认知,现代化从现实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的城市化,它们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从目的上讲,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是以人类福祉的进步为依归的。
    问题是:与世上的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城市本身的发展也总在不知不觉的演进中,逆向地走向了自身目的的背面,成为一个“人类的异化存在”,变身为一种违背人的本性、抹杀人的尊严、忽略人的需求的负面力量,这其中最突出的恐怕便是所谓的“城市病”了。
    异化,是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这是一个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一般的世俗解释是: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当我们在讨论城市的发展时,我们通常是指人类以城市发展的名义,制造了一个反对自身的异质存在。
    这是一段被过度引用的文字——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事实上,除了狄更斯,像雨果这样的睿智,也对法国大革命后如日方升的巴黎,充满了鄙夷厌恶之情。仅是一句“环绕巴黎的城墙使巴黎悄声埋怨”,已经足以让人怆然涕下。但雨果对于大革命后迅猛扩张的巴黎,显然没有停止批判的意思。在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肮脏、邋遢、杂乱和种种隐而不彰的生命威胁之后,用他独有的细腻笔触动情地写道:从路易十一王朝以来,巴黎顶多不过扩充了三分之一,但事实上它失去的美好成分,比它增加的面积还要多。
    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法国的大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英法两国的城市化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里的,都是昂扬乐观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而为什么狄更斯、雨果、左拉、巴尔扎克,他们却对急剧演化的城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仅仅将这归结为一种作家内心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田园诗意是肤浅的。
    一种更广为接受的解释应该是,作家天赋里的那种直觉,让他们比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已在城市深处萌动的异化力量。无数次出现在狄更斯小说里的伦敦毒雾,终于在1952年12月,演化成死亡人数多达4000多人的“伦敦烟雾事件”。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吸引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涌向伦敦。城市为获得经济能源使得燃煤量飞速上升,城市发电靠煤,蒸汽火车的动力也来自煤,工厂靠烧煤进行生产制造,居民家庭烧饭取暖也靠烧煤。我们知道,煤炭在燃烧时,会生成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物质。这些物质排放到大气中后,会附着在烟尘上,凝聚在水汽中。在城市上空空气流动不好的时候,烟尘与水汽就会混合变成“毒雾”,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多日不散,它们不仅使空气质量恶劣,还影响视线,妨碍交通,熏黑房屋,污染衣物,危害居民的身体健康。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进入人的呼吸系统后,会诱发支气管炎、肺炎、心脏病。伦敦居民的肺结核、咳嗽的发病人数,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多。烟雾经久不散,就会使当时的伦敦城,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毒气室一样。
    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并不是伦敦第一次受到烟雾侵扰。英国本来就是一个多雾的国家,但是从19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起,烟雾就越来越重,曾于1813年的12月、1873年的12月、1948年的11月,伦敦都发生过较严重的烟雾事件,因此,伦敦也就逐渐有了“雾都”的外号。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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