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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丘濬:遥远的回响(关义秀)
  • 一、人生的第一次彩排
     
    公元一四五四年(明代宗景泰五年),有位从遥远的乡关来到京城的年轻人在刚刚考罢的廷试中获得二甲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赐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没想到正在兴头上,到任的当天,却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凉水。原来,同僚翰林院洗马李绍有意嘲讽他:“无乃奇之为奇独钟于物,而遗于人耶?”在中原人物李绍的心目中,海南乃蛮荒之地。然而,太祖朱元璋说了,“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千里。”太祖认为,海南乃钟灵毓秀之地,借给李绍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推翻海南这个定位。但李绍却顽固地认为海南虽然钟灵毓秀,却“钟物不钟人”,出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实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异数。
    面对同僚的轻视和刁难,年轻人不慌不忙地施了一礼,然后侃侃而谈,海南“草经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山川风物之美已备,而人文之美更甚,“今则礼仪之俗日新矣,弦歌而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国,而与四方髦士相后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缙绅。”年轻人反问李绍,“孰云所谓‘奇’者颛于物而不在人哉?”难道海南这一块钟灵毓秀之地,只钟于物不钟于人吗?这个李绍,也是明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下听了,心中不由对眼前这位新来的同僚暗暗称奇,料定他将来必定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这天的李绍仍然不会想到,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明朝一代宗师,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其文名、相业,毫不逊色于唐朝名相、大诗人张九龄。这位年轻人叫丘濬,五百多年后,海南人谈起他,仍然津津乐道。
    丘濬早慧,六岁就写下了《五指山》诗: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这首在海南家喻户晓的诗作,借五指山的雄奇秀丽,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负。六龄童就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多少人为之惊叹。可也有人觉得结句“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流露出他年少轻狂,将来未必能成材。说来也怪,丘濬的一生,从童年开始就毁誉参半。
    四十多年宦海生涯中,这种毁誉参半一直如影随形。譬如,一些同僚非议丘濬,说他以一种“阁老饼”取宠于皇上才获得大学士职位的;他心胸狭窄,与两广巡抚叶某不和,“每投间毁之”,使叶某受谤不能升官;还有几位身为给事中、御史的官员甚至呈上奏章弹劾丘濬,说他不宜再当宰相。
    而且这种毁誉参半不仅伴随他一生,甚至他百年之后,都如影随形。纪昀就在《四库提要》中说他“相业不足称”,“其人不足重”。纪昀是清代有名的高官、学者和文学家,担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不知他是不是在用《阅微草堂笔记》的笔法评价历史人物?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那么,屡遭这些质疑、非议和弹劾,也即面对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之时,丘濬是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嗟予生于遐僻兮。”这一句慨叹,表明丘濬清醒地认识自己出生的环境。海南固然是南溟中的奇甸,但一海之隔,烟波浩茫,在那漫长的年代里它被视为天堑,自古以来它就远离中原文化。唐李德裕登崖州城时曾悲叹:“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人生旷达如苏东坡,也称海南为“南荒”。丘濬的先祖是从福建晋江迁琼的移民。其曾祖父均禄曾在元朝任职元帅府,由于战乱,家道中落,人丁不旺。一四二一年(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丘濬诞生于今琼山府城镇金花村“可继堂”。他的父亲丘传是丘家单传一脉的独子,三十三岁病逝,丘濬时年七岁,唯一的兄长丘源也仅九岁。丘家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可继”,这两个字,支撑着丘濬的人生脉络。这是从他祖父所题堂楣对句中摘取的。丘濬父亲早逝,祖父丘普膝下幸存嗷嗷待哺的两个孙子。他把自己的伤痛,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十四个字上:“嗟无一儿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年幼的丘濬从这两个字里读出了期望,读出了自信,读出了坚守,读出了砥砺前行。后来,他在《可继堂记》一文中,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尽管当年他“幼稚愚笨”,“然自是亦知惕历自持,不敢失坠”。
    这种戒惧和自我控制,缘于丘濬从小就对儒家传统的接受和自觉。这是他毕生的信念坚守和言行承诺之所在。哪怕物欲横流,拜金至上,这“惕历自持”也会让人抵御种种诱惑。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的祖父和母亲李氏对他童蒙教育的结果。丘濬年仅两岁时,担任琼州临高县医学训科的祖父就教他识字和礼仪,稍长,丘普又训导他:“尔立门户,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可矣。”丘普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丘濬十四岁那年,城乡饥殍遍地。丘普舍弃土地,修筑坟墓,多达百余所,以安葬死者,而且常在清明节,以酒饭祭奠。他一己善行,称誉乡里,也为年幼的孙子树立楷模,对丘濬的毕生产生重大影响。丘濬由家而国,看到天下苍生的疾苦,心底蕴蓄一种悲天悯人的大仁大爱。
    年幼的丘濬酷爱读书。七岁,接受正统教育。十三岁时,他已经熟读五经。然而,他借书读书的历程充满艰辛,没有心怀远大目标的人难于筚路蓝缕。他在《藏书石屋记》中,述说书的功用之大。肉体之躯,生命有限,道德文章却被他奉为永恒。借书不易,却付之一腔真挚、虔诚。“乃遍于内外姻戚交往之家,访求质问。苟有所蓄,不问其为何书,辄假以归。”有时为了借到一本书,他远涉数百里路,请托十几人,而直到三五年之久才得到。甚至遭人厌恶、轻视,严词厉色拒绝,他也甘愿忍受,不敢怨恨,以求一得。他忍辱负重地给自己加油、充电,默默地回答人们的质疑。丘濬后来位高权重,为保护文献,让人们有书可读,他特地给明孝宗进献《请访求遗书奏》,提出了许多积极可行的建议。丘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
    学识的积淀,使少年丘濬显得卓尔不群。每当听到民间活灵活现地流传他那神童般的故事时,我都禁不住感慨不已。其实,神童故事还只是他正式登上人生舞台的预演。聪颖,勤奋,冷静面对种种目光,不忘初衷,才构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不等式。难怪《明名臣录》载:“丘文庄公颖悟绝伦,无书不读……国朝大臣严于律己,理学之博,诸述之富者,无有出其右者。”
    像封建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丘濬也从科举寻找出路。“夙有志于匡时。”他在撰写的《雁集琼庠记》一文中,已经透露出以文字治天下的理想。他于一四四四年第一次参加广东乡试,在五十名考取举人的考生中,最为主考官王来所赞赏。然而,以后几年,他却在两番京试中名落孙山,难掩失落的心情,发出了“无钱堪使鬼,下笔或通神”的悲愤。历经几年磨难和奋发努力,他终于在一四五四年经过殿试,荣登二甲第一,被赐以“进士出身”。殿试的策问有四层意思:当今以什么作为治理天下之根和治乱的良策;如何加强本朝的边备,处理好民族关系;国家如何加强教化与人才培养;如何处理好国家的刑赏与灾异(林日举、王启芬著:《明代通儒丘濬》)。这些策问事关治国安邦,丘濬对答如流。
    丘濬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愿望,但是,他在今后的仕途中还面临一道道“殿试”,还得不断地在种种非议中为自己正名,在人生中不断“突围”,体现了超越那个朝代的精神价值。
     
    二、从“理学名臣”到“中兴贤辅”
     
    朱熹是孔、孟几千年来儒家文化薪火的传承者,理学集大成者。丘濬赞扬朱熹的功绩,在一四七五年写的《会试录中序》中指出:“窃惟六经之道,始于伏羲画卦,历二帝三王之世数千年,至孔子而后共书始成。孔子没,其微言奥义几绝,又历经汉唐宋千数百年之间,至朱子而后其义始明。”他还在《道南书院记》中写道:“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瓯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之而无弊者,其功大矣。”他继承朱熹的思想和学说。一四六三年(明天顺七年),他时年四十三岁,就选辑朱熹的言论编成《朱子学的》一书。朱熹阐述“体”为理,“用”为理的实践。丘濬更注重“体”和“用”在实践方面的意义,认为“体”是修身的道理,而“用”则是将这道理用于政治,这和儒家关于儒者始于修身、继而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一脉相承。丘濬特别强调“全体大用”的重要性,明显是为了标榜程朱理学的精粹,抗衡成化时期心学的崛起(李焯然语)。他对当时的程朱学者流于形式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把矫正这种不良风气视为己任。
    作为一个理学名臣,丘濬尊崇朱熹关于“三代”的政治思想。所谓“三代”,既指尧、舜、禹三个远古时期,又指夏、商、周三个中古时期。儒家认为,三代是王政修明,礼义教化风行于天下的太平盛世,是最理想的社会存在形态。“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朱熹语)丘濬也言多称“三代”、“先王之意”,把“三代”的社会形态奉为楷模,这无疑是丘濬在思想上的一种局限性。这是历史退化论,以古非今,尊经崇古,使丘濬的一些思想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达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如关于井田制的论述,就是如此。然而,丘濬对“三代”的向往,也体现出他对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当然,其最终目的乃是维系皇帝的“万世基业”,这是封建官吏的宿命思想。可是其中也有精华,丘濬的身上体现追求一种平等、正义的思想价值,一种清廉、自律的人格魅力,一种锐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
    自古以来,巩固边防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举措。一四四九年土木堡事件之后,明朝的边防直面很大挑战,丘濬认为只有正确对待外夷,才能有力地防御外敌。“天地间有华夷,犹天之有阴阳。有此必有彼,决无灭绝其类之理。”“彼戍夷越疆界而犯我地,害我华人,奉天命以行天过,是为王者之师。彼处其域中,而我兴师出境,出其无意无备而袭之,欺其衰落败亡而杀之,则曲在我矣。”丘濬既主张做好防备以自卫,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的是“华夷”和平共处,民族平等。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以《石灰吟》一诗流传于世,也许不少人并不知道他是明保卫京师之战的军事统帅。一四四九年,明军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溃败,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剌军乘胜进攻京师。形势如累卵之危,大臣们惶惶不安,竟然奏请迁都。于谦反对迁都,主持军务,多次击败瓦剌军的进攻,迫使蒙古军释放英宗回京。其时,丘濬二十九岁,正是国子监太学生,不仅身历其事,还亲自参加了京师保卫战。后来,借着夺门之变,英宗重登帝位。然而,不久于谦却惨遭奸雄陷害。当时,流传一首歌谣:“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鳒。”鱼鳒是于谦的谐音。人民借歌谣痛斥邪恶,深深悼念这位民族英雄。后来,丘濬参与纂修《英宗实录》,仍然有人诬蔑于谦,说应该写上他的图谋不轨。丘濬断然说:“已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可见丘濬顺应民心,大义凛然,仗义执言,掷地有声。
    丘濬读书既博且精,文章雄浑壮丽,名满天下,四方求索其文的人络绎不绝。但他秉持以诗言志,以文载道,怡情养性,绝不以文渔利,沽名钓誉。他不认可的人,即便出重金请他撰文,他也决不答应。
    丘濬为官四十多年,两袖清风,除了俸禄所得,根本没有什么隐形收入、灰色收入,平生没有多少储存。他的住所“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他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绝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妻子和最小的儿子丘京远在琼山府城老家。长子丘敦严守家风,节俭朴素,俨然一介寒士。那些纨绔子弟喜欢乘坐高头大马,当街耀武扬威,而丘敦偶有外出,则独自徒步,靠路边行走。一次,琼州太守叫打官司的人送五百金给丘敦,请他出面排解纠纷,却遭到丘敦的斥责。
    像丘濬这样一生严于自律,高风亮节的人,真不知道纪昀所说的“其人不足重”,从何而来?
    丘濬尽管早被视为国器,但他进入仕途二十多年一直在翰林院担任一般官吏,身居下僚,对于这些,他安之若素。他自言:“人生但得平平过,不用标词更问天。”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人微言轻,也要多为国家着想。这个时期,丘濬身上有两件事令人称道。一是奏请免调海南卫所的官兵到大陆参加防务,使他们能专心负责海南的治安;二是向大学士李贤提出解决两广“平乱”难题。这些建议务实有效,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引起朝廷关注。可是直到六十岁,丘濬才被提升为礼部侍郎。直到七十一岁,才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可以说,丘濬是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相位。假如善于“钻营”,想必早早就凌空而上。而丘濬被孝宗皇帝赏识,当上大学士之后,他考虑到身体的原因,竟进献入阁辞任三道奏章,为贤让路。“方臣强壮之时,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重任。”“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一矣,年岁已去,病势日加,无能为之力,无可待之势,古人所谓日暮途穷、钟鸣漏尽之时也。”其言词之恳切,令读者动容。那些非议他以“阁老饼”讨好皇上以谋求相位的人,能否扪心自问?
    辞任不被皇帝接受,丘濬唯有以身报国。他在《入阁谢恩表》说,“苦无奈恩伸义重,而无以为报,敢不委身徇国,自顶至踵,毕一献于官家。……”丘濬的肺腑之言,竟与诸葛亮《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丘濬参与军政大事的决策,不仅给皇帝提供《大学衍义补》这部治国平天下的读本,而且在短暂的四五年间,向皇帝上奏《论厘革时政奏》这有名的奏章,纵横古今,条陈时政,提出改革的二十多条有针对性、有建设性的措施,勉励当朝皇帝抓住历史节点,励精图治,力图一番作为,其整顿吏治、抑制兼并、节省开支等建议,可谓振聋发聩。他还上奏《乞储养贤才奏》《请访求遗书奏》等奏章,这些对弘治中兴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身体等原因,丘濬还有一些未竟之事。但无论如何,弘治中兴有他的杰出贡献。孝宗皇帝之所以器重他,就足以说明问题。明代名臣何乔新在为丘濬撰写的《墓志铭》中如此评价丘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见于功业者仅若此。然《大学衍义补》一书,其经济之才可见矣;《朱子学的》一书,其为理学亦可知亦。经济、理学兼而有之,使得久于位,尽其其言,相业岂三君子可及哉!”三君子指的是唐代贤相张九龄、宋代余靖等岭南名臣。何这番评价,客观,公正,还带有几分惋惜。真不知纪昀那“相业不足称”之论,从何而来?
     
    三、超前配第一百七十四年
     
    明朝商业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新的商业城市不断兴起。商人、手工业工人也随之增加,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建立了行会。内地一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经营手工工场。
    但是,当时社会出现很多弊病。正统五年,大理寺官员李畛进奏:北直隶洪武永乐年时人稀,富家隐藏逃户,辟地多而纳粮少,故积有余财而越富,贫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卖土地,户去税而越贫。
    面对商业出现的新情况,丘濬一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把“谷”和“货”相提并论,显然认定“农”“商”并重的对策。
    丘濬主张政府监管商业,但反对政府干预商业。由于当时所行“重商税”之策造成了商“困辱”,而且诸如酒、醋等生活用品的税收增多,丘濬提出减免课税的办法。他还主张政府对盐的生产、运销,予以规范并进行监控。
    “余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是时年少,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顾无为之地耳。”(丘濬语)后来,他参与编纂《寰宇通志》,对国家山川、物产、赋税、风俗,又进一步了解。作为一个来自边地的家道式微的学子,对于民生的困苦感同身受。他对许多经济问题卓有研究,自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种自觉的认同。
    从明成祖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到明宣宗八年(一四三三),郑和乘坐“宝船”,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南下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州等地区,进行平等交易。有人说,这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而已。或许,明成祖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念念不忘侄子的生死,因为这影响到他政权的稳定。但郑和七下西洋这个壮举,主要还是为了经济上的需要。
    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明帝国,洪武时期施行了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耕地扩大了,人口增加了;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也提高,从而增强了国力,也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国力的强大不仅增加了对国内物资的需求,也刺激了对国外物资的需求。香料、染料、珠宝等,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之需,尤其是达官贵人须臾离不开的物资。另外,江浙一带出产的绸缎、江西出产的瓷器等等,都是可供出口的物资。拓宽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道,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中国始于秦朝的海外通商,到明朝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和经验,有了足以胜任使命的人员和船队。
    但是,后来正常的海外贸易曾被迫中断,一些官员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出发,反对海外贸易,主张把国门关上。博学如纪昀,也在几百年之后批评丘濬“好事”,说海运死人太多,丘濬只懂得算经济账,等等。
    当时的丘濬的确算的是一笔经济账,他用统计数据证明海运利大于弊。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海运为东南沿海一带老百姓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将中华文明传播到海外。至于纪昀所说的“死人太多”,这却与丘濬的初衷相违背,丘濬一向主张加强海上贸易,却立场鲜明,讲求策略。他允许商人在规定的航线上,与“暹罗、爪哇诸蕃”通商,却坚决主张不与日本通商。由于“日本一国,号为倭奴”,多年在沿海一带烧抢掠夺。后来,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那是清政府的缺钙以及侥幸心理所致,而非海外贸易的过错,更非丘濬的过错。
    丘濬的商业观念只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明代,所谓“经济”并不是当代经济学包含的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而是“经国理财,济世活民”的思想。杜甫有诗:“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评述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经济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里面的“经济”就是这种意思。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是他不朽的一部巨著,“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俾政治”(孝宗皇帝语),乃资政方面不可多得的读本。《大学衍义补》含有富民思想、田利思想、工商业思想和理财思想,而“固邦本”和“制国用”,则是他的经济思想核心。
    “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朱熹)恤民就是朱熹经济思想的核心。丘濬传承了朱熹的思想。从明朝初期的“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的宽仁政策,到明中叶之被“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官用度者”所取代,激起了一些社会矛盾,“逃户”、“流民”、“民变”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历史背景,丘濬认识到:“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为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想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所依附,而其位安矣。”他援引朱熹的话:“人君厚下得以安其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这强调的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以民为本,民安则君安,民富则君富,这是丘濬贯穿于“固邦本”的思想。他提出许多解决当时社会矛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如“配丁田法”,就有利于抵制豪强的土地兼并。围绕着以民为本这个中心,他论述了民生、民产、民事、民力、民穷、民患等课题。
    朱熹提出“撙节财用”的财政方针。节用既是理财的有效措施,又是爱民的重要手段。丘濬既有所继承,又提出更全面的主张。“制国用”的中心就是理财。“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丘濬“制国用”的大纲。他鼓励农民发展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鼓励农民将农产品投入市场。他主张培育市场,反对垄断市场,主张官府应设官专管市场,保证公平交易。他还注意到货币的作用,价格的调节作用,重视财政的预算。他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涉及到了经济学的领域,这比西方的经济学还要早。
    “固邦本”的一个着眼点是人力。“民生以蕃,户口必增,而国家之本以固,元气以壮。”他在《大学衍义补》中指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能成也……”赵靖等学者指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指出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奠定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但是,丘濬提出的观点却比配第提前一百七十四年,尽管丘濬之论还不成为一个体系。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天才的发现。当年,六龄童的丘濬“数中原”,还是一种诗性的想象,而此时丘濬已然抬起目光眺望世界市场经济。哪怕这只是划过天宇的闪电,也意味着市场经济风雨的来临。当代著名学者钱穆说,丘濬“乃中国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也”;日本小叶淳教授说,丘濬“特别对于经济策尤为卓越,他是孝宗手里录用的贤相之一”。
    丘濬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的许多建议不仅为当世也被后世所采纳。明神宗时,张居正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整饬边防。他的“一条鞭法”抑制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保护农民的利益,与丘濬的思想一脉相承。
    丘濬留给后世的不仅有他撰写的《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朱子学的》等著作,还有参与编撰的《寰宇通志》等多部著作。他是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这个被称为“通儒”、“大儒”的人,实现了学术与教化的结合。他的一生,体现了有一种品质比生命还要永恒,那就是坚守;有一种坚忍比钢锋还要势不可挡,那就是面对质疑和非议所体现的从容和砥砺。他心系民生的悲悯情怀,他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他敏锐地站在市场经济潮头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精神,无疑具有现代性,让我们一想起他,就仿佛听到那遥远的回响,在耳际和心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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