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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建筑师
  • 序 曲   献祭之灯

     
    英国人约翰·罗斯金对建筑下了这样的定义:建筑和建筑物的不同在于是否精心打造,正如将美好的祭物献给上帝一般。这是他《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第一盏明灯的特质,他取名为“献祭之灯”,带有很浓的宗教与殉道意味。接下来,他从两个方面强调:建筑师和出资者皆需向其献身;前者要一丝不苟,认真诚心、充满热情去完成他的设计,后者则是在经费方面,较诸他供给自己私人喜好之花用,至少要再多一点干脆,再少一点算计。
    其实,他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官员作用。尤其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假如官员不给你做项目的机会,你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绝不可能点燃你的“献祭之灯”。
    中国的改革开放,通俗点说是从权力者被称作“老板”开始的。从南叫到北,越叫越温柔。“改革开放”是人们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从20世纪80年代始,经过30年的时空磨擦,它依然活蹦乱跳。与这个词汇毗连甚至更加显赫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三中全会”。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时代转折变革,均与党的会议相关。诸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庐山会议”“七届三中全会”等。这些会议对于中华民族进程均有着命运攸关之意义,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这些会议相比,更加凝重,更加深远,更加具有震撼效应。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管生管死的大会,因为会上批判了“两个凡是”,认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块划时代的界碑,开创了中国人的新纪元。中国由此而翻天覆地。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转折,都如同列车停靠到一个大站上,上车与下车的乘客摩肩接踵,彼此交换着也可以说替代着位置,停与开之间,会甩掉一些人,也会给一些人带来重要的人生机遇,只不过这种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意识形态的大改变,势必要带来经济形势大改变。1980年是个重要年份,若从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80年,恰好30年,一个重要的节点。30年前的会议有这样的意义:“对于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到了30年后,同样需要:“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中国经济的腾飞始于1980年这个节点。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一年正式挂牌建市。笔者对这一年印象颇深,因为我也是在这一年改变命运——我居然从一个县城的业余作者破格调到了省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这种童话般的经历,只能发生在1980年这个“破冰”之年,也只有省委书记才有权“特批”。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靠发表几篇小说展示实力的文青,怎么就被视作“特殊人才”而特事特办?这应该是深圳特区的办事方式,而我的幸运则发生在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
    我是缩着脖子走出沈阳那个洋味十足的火车站。车站建筑很外国,高处像戴着一顶古怪的绿盔。冷空气在打着哆嗦,柏油马路赤裸着,北风刮过犹如鞭子抽打,隐约可见那种痛楚性的痉挛。我相信所有的细菌都在那个瞬间被彻底封冻。
    那一年,我所担任编辑的《鸭绿江》杂志很火,发行量飙升至39.7万多份。那一年的陈世民,肯定顾不上看文学刊物,他埋首在一项重大的建筑项目中:北京图书馆的设计与建造。这座面积高达14万平方米,藏书2000万册的巨大图书馆,是一个举国瞩目的项目。
    那时候盖座大楼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凡重要建筑项目一定要通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这里面含有一种光荣的成分。光荣,是那个时代人们进取的动力。
    1973年,周恩来总理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从征集筛选设计方案到建筑施工,陈世民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并与西北建筑设计院的设计人员一起,完成了技术设计及部分施工图。他担任这个项目的建筑总负责人。此等重要使命对他而言,是巨大荣誉与巨大压力并存。
    五年间(1975—1980年),他从设计到施工,像牛一样埋头苦干。有时候他更像一匹马,安分守己在马厩里,对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大潮大涌,对于中国将发生的翻天覆地之变化,他只有内心的骚动与期盼。
    建筑是改革开放视觉化的第一战场。前辈领导人大多是脱下战袍的将领,他们习惯于军事化作风,并将军事化的词语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处在这个战场上的陈世民,精力充沛,心无旁骛。他从1954年进入这个国家级的设计机构以来,经过26年的风吹雨打,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设计人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其间经历的酸甜苦辣,让他一直保持低调状态。他从不做非分之想,尽管此时,一个令设计院所有人关注的大事即将掉落到他的头上。
    这事还要从1979年6月说起。当时国家建委、国家建工总局(建设部)为了开拓对外建筑业,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海外建筑工程公司,主要负责承包香港及海外的施工项目。光有施工而没有建筑设计,显然是不配套的。时任院长的袁镜身与当时的建工总局局长肖桐、副局长阎子祥商量,能否在香港成立一个设计机构,吸取国外先进设计。这不仅能使我们的施工走向海外,建筑设计也同时会走向海外。这是为设计工作开辟的一个“技术窗口”。这个适时的提议,立刻得到赞同。
    肖桐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4个公司(房屋开发公司、香港海外建筑公司、华森建筑设计顾问公司、华艺设计顾问公司)。肖桐是站在建设部的角度说这话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至少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这是时代赋予建设部的使命,也是为肖桐他们那一代领导者提供了展示胆识与才干的机会。那是一种试水,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深圳这几年,我没少听这句“摸着石头过河”和“杀出一条血路”的话。在肖桐他们搞四个公司的年月,这话不仅不是轻松的,且含有相当大的不可预知性。风险与机遇同在,甚至风险的几率则要高过成功的因素。这四个公司,前两个为施工性质的,后两个是设计公司。而陈世民恰恰是创办这两个设计公司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说,他对这两个公司的贡献,无疑是要载入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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