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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情喜剧与“小妞电影”(王冕)
  • 中国电影进入市场化、商业化历程以来,除了本土诞生的武侠片和以小搏大的恐怖片,爱情喜剧可以说是持续创造票房收益的相对成熟的商业类型。纵观近年来的中国年度票房排行榜,每年都有几部糅合了爱情喜剧元素的影片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如2014年的《分手大师》(6.66亿)、《北京爱情故事》(4.06亿),2013年上映的《北京遇上西雅图》(5.2亿)和2011年《失恋33天》(3.57亿)等。
    爱情喜剧是好莱坞的经典电影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的《一夜风流》,这一类型的基本特征是用喜剧的手法表现爱情故事,着重刻画男女主人公之间既互相吸引、又相互竞争,既不乏两情相悦,又充满两性冲突的复杂关系。 时至今日,爱情喜剧已经成为西方商业电影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相对稳定的类型,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影片面世,并且不乏经典之作,比较被中国观众所熟知的有《风月俏佳人》《西雅图夜未眠》《当哈利遇上莎莉》《诺丁山》等,像近年来的《五十度灰》《像男人一样思考》《假结婚》等影片,票房成绩也可圈可点。
    1999年由冯小刚执导的《不见不散》上映,被视为是中国爱情喜剧的开端,该片以4300万的票房收入登顶该年度内地票房榜,也确立了这一类型在中国市场的基本范式。与西方“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不同,冯小刚式的爱情喜剧融合了东方的爱情观和审美趣味,更靠近“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原型,此后冯小刚创作的一系列影片,如《没完没了》《大腕》《非诚勿扰》系列等都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主流电影观众的改变,中国爱情喜剧的创作也逐渐向好莱坞模式靠拢,与冯小刚时代相比,影片的人物设定和故事走向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爱情喜剧的类型范式

     
    1.“董永情结”下的男性形象
    与西方爱情喜剧有明显差别的是,中国爱情喜剧中的男性主人公往往不是帅气多金的“白马王子”形象,更倾向于设置成其貌不扬、社会地位低微的小人物,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中西方男性观众不同的观影心理,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董永情结”的影响,相比于万里挑一的“高富帅”,更接地气的“草根”形象更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乏“董永”式的男性主人公形象,董永出自民间故事《天仙配》,大意是老实憨厚的董永一贫如洗,借钱给父亲办丧事却无力还债,美丽善良的七仙女被他的孝心感动,私自下凡并嫁他为妻,凭借神力替董永还清了债务。这则爱情故事有两个特点,一是男主人公董永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但是为人忠厚孝顺;二是女主人公七仙女相貌不凡、地位较高,并且主动追求董永。此类人物设置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俯拾皆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关系与《天仙配》如出一辙:《牛郎织女》中,织女不顾天庭阻挠,下凡帮助饱受哥嫂欺压的牛郎;《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员外之女祝英台不爱门当户对的太守儿子,却钟情于个性憨直的穷书生梁山伯;《白蛇传》中,白素贞为报答许仙的救命之恩,不仅以身相许,更凭借医术使书生许仙“脱贫致富”。
    不难看出,男性地位低于女性的惯例在中国文化中渊源已久,这样的设定也延续到了中国爱情喜剧的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葛优在冯小刚一系列作品中的形象,从《不见不散》里没有固定工作的底层“美漂”刘元,到《没完没了》里老实憨厚却没几个钱的出租车司机韩冬,再到《大腕》里摄像师尤优,都是其貌不扬、收入平平,甚至有点落魄的男性形象。《非诚勿扰》系列里的秦奋虽然是个有点小钱的“海归”,但用“分歧终端机”骗土豪的手段,也不符合人们对传统“成功人士”的印象。但是,其貌不扬和一事无成都不能阻挡“葛优”源源不断的桃花运,他总能在影片最后赢得刘蓓、徐帆、吴倩莲、关之琳、舒淇等一众美女的芳心。在其他的影片中,要么选择本身外在形象平平的男演员,比如《101次求婚》里的黄渤和《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吴秀波,而原本帅气英俊的男演员也可能以怪异丑化的造型在影片中出现,例如刘德华在《瘦身男女》中的肥胖造型和吴彦祖在《单身那女》里的流浪汉设定。
    中国爱情喜剧中的男性呈现如此形象源自中国男性观众的观影心理,如果说西方观众热衷于忘记自身,幻化成影片中的白马王子,去拯救灰姑娘;那中国观众更倾向于和影片中的“董永”们同病相怜,盼求七仙女的下凡。 西方观众在观看爱情喜剧时,希望看到生活中缺乏的“奇观”,对银幕中高大完美的男性形象产生崇拜;而中国观众更希望在影片里看到可能会发生在生活中的“奇迹”,对男性主人公的认同感大于崇拜感,期待对片中人物产生共鸣。在看到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时,男性观众在内心仿佛获得了某种心理优势,这也就是葛优、黄渤、孙红雷、吴秀波等外形条件并不出众的男演员,在中国爱情喜剧市场更受欢迎的原因。
     
    2.满足男性视角的女性主人公
    受潜在的男性视角的影响,中国爱情喜剧中的女性形象依然绕不开“董永情结”,上文提到,在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中,女性主人公不仅美丽善良,很重要的一点是,“仙女”大多会自己找上门来,用不着费心去追。《天仙配》就是典型的例子:七仙女被董永的孝心感动,下凡自愿做他的妻子,可董永却推三阻四,甚至有这样的唱词:“自古大路朝天各自走,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最后七仙女好话说尽,董永才勉强答应。
    中国爱情喜剧的情节设置与此如出一辙,在男女关系的重要节点,往往是女性主人公主动推动矛盾的解决,例如《不见不散》里李清(徐帆)主动跟随刘元(葛优)回国,《没完没了》里小芸(吴倩莲)最后回到韩冬(葛优)的身边,以及《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文佳佳(汤唯)回到美国寻找Frank(吴秀波)。这一点与西方的爱情喜剧差异非常明显,西方爱情喜剧几乎都以男性主动出击、拯救爱情结局(《漂亮女人》《诺丁山》《假结婚》)。2011年上映的《我知女人心》翻牌自好莱坞喜剧电影《男人百分百》,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完全照搬了原版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结尾男女主人公重归于好的方式。《男人百分百》中,梅尔·吉布森饰演的男主人公跑到女主人公家里,对她进行表白和挽留,最终两人终成眷属;而在中国翻拍的《我知女人心》里,明知女方要离开的男主人公(刘德华饰)仍选择去听音乐会,最终是巩俐饰演的女主角放弃离开,回到音乐会现场,默默坐在男主角身边,实现了圆满的结局。
    由此看来,中国男性在爱情中的征服感和满足感,更多来自于处于被追求的位置,这种被追求不仅表现在女性在言语行动上的主动,更是在情感和观念上的归依。西方爱情喜剧虽然往往以男性对女性的成功追求结尾,但二人的性格冲突依然存在,仍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2009年上映的《假结婚》以1.55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成为近十年来最卖座的浪漫喜剧,桑德拉·布洛克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位性格霸道的出版社高管,男主角是她的秘书,影片最后,尽管小秘书成功追到了女上司,但她的强势作风并未因此改变,两人在互相欣赏的前提下彼此包容。而中国爱情喜剧的收场源自女主人公无条件的主动归依,例如《不见不散》里李清(徐帆)抛弃美国已经逐渐起步的事业和生活,跟随刘元(葛优)回国。女性认同并接受的并不是男性争取物质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不同于西方对男女二人个性冲突的悬置,这种女性对男性的顺从呈现出一种闭合感,指向幸福美满的、也相对单一的未来想象。
     
    3.只谈爱,不谈性
    中国爱情喜剧在对性的表现上一贯讳莫如深,几乎从不涉及性爱场面。冯小刚的几部爱情喜剧作品中,连吻戏都并不常见,比如《大腕》结尾关之琳和葛优的亲吻并没在画面上出现,而是用声音暗示。而有些作品干脆将主人公设置成对异性接触有奇异病症的患者,比如《女人不坏》里一碰男性就僵硬的周迅和《春娇与志明》中几乎从小没接触过异性的黄晓明。
    而性爱在西方爱情喜剧中不仅常见,还是一个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在剧情设置上,性爱往往成为爱情故事发展的必要成分,不过其作用并非推进,而是成为男女情感的阻碍。在《漂亮女人》《当哈利遇见莎莉时》等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发生性关系在前,但双方在激情过后都认为彼此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是为了肉体上的快乐。包括像近年来的《利益朋友》《爱情无限牵》等影片,男女主角一开始只是以“炮友”的形式达成契约,互相利用以寻求慰藉,双方对爱情的真正确认来自对性的超越,换句话说,在满足了肉体欲望之后,双方才得以更明确和纯粹地思考对彼此的感情。
    中西方在表现性爱方面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除去中国社会对这一点的避讳之外,仍存在更深层的文化根源。首先,东西方在灵与肉的关系上秉持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灵肉分离(Mind-Body Distinction)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命题,笛卡尔认为心灵和肉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心灵是一个思考着的、不延展的实体,而肉体是延展的、不思考的实体。也就是说,情感是否纯粹与肉体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西方爱情喜剧正表现了这种“超过欲望的情感” 。在中国,肉欲往往与“贞操”“道德”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婚前性行为更是长久以来被严格禁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电影中的青年男女如果发生性行为,很有可能会破坏爱情的“纯洁性”,也会严重影响观众对主人公形象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爱情喜剧中,即便男女主人公同处一个屋檐下,也从不发生身体接触(《没完没了》《美丽新世界》),呈现出“压抑欲望的情感” 。
     
    4.爱情让位于亲情和友情
    中国爱情喜剧中的爱情故事往往被外部因素裹挟,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多受到家庭、事业等的影响,这一点也与西方爱情喜剧“爱情至上”的观念截然不同。英国影片《真爱至上》讲述了十对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既有地位悬殊的首相和秘书,也有语言完全不通的英国作家和葡萄牙女佣,还有在拍摄中产生真感情的成人电影演员……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也面临着或多或少的难题,然而这些恋人总能冲破困境走到一起。包括在经典爱情喜剧《漂亮女人》中,英俊多金的公司老板可以拜倒在站街女的石榴裙下;《假结婚》里的工作狂女强人,也可以为了不伤害爱人,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尽管稀西方也曾出现过像《罗马假日》这样,由于社会地位悬殊而分别的恋人,但此类作品几乎没有再次出现过。西方爱情喜剧大多像《真爱至上》的片名所说,只有真爱才是至高标准,事业、地位、家人都可以为爱情让路。
    如果说西方爱情喜剧中的恋人们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那么在中国电影里,更多的时候主人公需要爱情来做出牺牲。冯小刚导演的《不见不散》可以说是中国爱情喜剧的开山之作,也为后来的作品奠定了基本模式,在这部影片里,李清和刘元在美国漂泊多年,历经困苦,两人的事业终见起色,感情也相对稳定。就在观众以为他们终于可以修成正果时,刘元得知国内的母亲重病,他做出的选择是放弃美国的事业和爱情,回国为母亲尽孝。同样在《没完没了》里,韩冬之所以没有勇气追求小芸,是因为家中还有重病的姐姐需要照顾。虽然两部影片都以女主角主动追求真爱完成了结局的圆满,但男主人公毕竟在家人和恋人的抉择中选择了牺牲爱情。
     

    中国爱情喜剧的新趋势——“小妞电影”

     
    1.占据主流的女性视角
    “小妞电影”(Chick-flick)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影坛出现的新兴电影类型,其特点是以幽默戏谑的轻松方式讨论现代年轻女性关注的问题。 《律政俏佳人》系列、《BJ单身日记》系列和《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等片都是非常典型的“小妞电影”,主要的目标受众也是女性观众,这类影片的共性是都市年轻女性作为主角,故事多以她们面临的困境开始,讲述女主人公追求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过程,气氛轻松诙谐,结局大多圆满。
    2009年上映的《非常完美》被称作中国“小妞电影”的开山之作,由章子怡饰演的女主角苏菲的确符合“小妞电影”的一贯设定,迷迷糊糊傻里傻气,却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总是认真而积极地对待生活和感情,《非常完美》的故事也摆脱了此前中国爱情喜剧惯用的“董永遇上七仙女”,苏志燮饰演的“高富帅”对苏菲一见钟情,这样的设定逐渐向西方“白马王子与灰姑娘”的模式靠拢。此后出现的一系列影片,都或多或少带有“小妞电影”的色彩,如2011年的票房黑马《失恋33天》,以女主人公黄小仙的口吻,讲述她失恋之后33天的心路历程;范冰冰主演的《一夜惊喜》则讲述了女主人公在一夜情后发现自己怀孕,为肚中孩子寻找生父的故事;《杜拉拉升职记》则围绕徐静蕾饰演的公司白领,在职场中谋求晋升、寻找真爱的过程展开。
    增加了“小妞电影”的国产爱情喜剧与此前该类电影最大的差别在于,女性不仅作为影片的主角和叙事视角出现,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个性得以保留。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在职场和感情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女性观众也不甘心在电影中看到对男性百般顺从的女性形象,在《杜拉拉升职记》里,杜拉拉和男上司的“社内恋情”备受压力,但她并未选择迫于压力放弃事业或爱情,最终反倒是这位男上司留下辞呈一走了之;而《失恋33天》里牙尖嘴利的黄小仙,并不符合传统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设想,也正因此她被前男友抛弃。不过黄小仙在接下来的剧情里仍然不改毒舌本色,坚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最后的结局尽管暧昧,但影片已经肯定了,不去刻意讨好男性、坚持做自己的女性同样可以收获幸福;《非常完美》里的苏菲在经历了爱情的伤痛,终于蜕变成成熟、自信的女性,在实现了个人价值之后她也收获了真爱。可以说,尽管“小妞电影”呈现的都是爱情故事,但女性角色的个人价值实现成为隐藏的影片主题。
     
    2.“白马王子”形象出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爱情喜剧中出现“高富帅”型男主角,逐渐替代了以往“草根”抱得美人归的模式。发生这种转变的最大原因在于,“小妞电影”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女性观众,女性观众在观看这类影片时,往往会投射自己的爱情幻想,期待片中有潇洒多金的“白马王子”来拯救身陷困境的“灰姑娘”。所以,国产爱情喜剧的男主人公职业开始出现企业高管(《杜拉拉升职记》《单身男女》)、设计师(《春娇与志明》《恋爱前规则》)、艺术家(《爱出色》《恋爱通告》)、医生(《非常完美》《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相比以往的司机、小职员、包工头,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有意思的是,尽管男主人公的形象有了向“白马王子”转变的趋势,但他们在电影中经常以乔装变身的方式出现,比如孙红雷在《我愿意》中饰演的杨年华,隐瞒自己的富豪身份追求女主人公,直到女主人公确认了对他的心意,他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吴彦祖在《单身男女》中的角色也是如此,观众一直误认为这个衣着邋遢的“火星男”是个流浪汉,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为年轻有为的设计师;《恋爱通告》里的大明星王力宏,甚至乔装打扮成山村来的穷学生接近女主角。几部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都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凭借个人魅力赢得了女主人公“单纯”的爱情。这从一方面说明,尽管加入了女性视角,中国爱情喜剧中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男性价值观——希望女性接受并欣赏的是他们的个人魅力,而不是争取物质生活的能力。
    这种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的交织还体现在一些影片的“双线”和“多线”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11年由陈正道导演的《幸福额度》,林志玲在片中分饰两角,扮演了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姐姐虚荣拜金,与一个拥有无限额度信用卡的男人坠入爱河;妹妹则相信真爱,与交往十年的男友存钱购屋准备结婚。两段爱情故事分别出现了“白马王子”和“董永”的男性形象,将女性观众和男性观众的诉求合二为一。其他像《爱》《游龙戏凤》《北京爱情故事》等“拼盘”电影,也以同样的方式将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
     
    3.高消费时尚元素的出现
    在以往的国产爱情喜剧中,时尚元素基本处于缺失状态,高消费大多被定义为被否定的暴发户行为。 像冯小刚导演的早期作品,多描绘中下层市民的生活,主人公大多生活清贫,从事较底层的职业,衣着朴素,影片场景以胡同、马路等公共场所为主,主人公进行消费的场景也偏少。
    近年来,时尚元素开始大量进入爱情喜剧的创作,最明显的是主人公的职业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影片中,主人公的职业有个体户(《美丽新世界》《独自等待》)、军人(《快乐老家》)、司机(《没完没了》)等,而2010年前后出现的爱情喜剧,主人公的工作场所基本固定在都市写字楼里,他们或是年轻有为的高级白领,如《我愿意》中李冰冰饰演的销售总监、《杜拉拉升职记》中徐静蕾饰演的外企职员、或是直接与时尚界打交道,像《爱出色》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
    即便从事的职业与时尚无关,影片中也经常出现主人公出入高消费场所、进行艺术欣赏等彰显高雅品位的活动。《一夜惊喜》就以一场绚丽奢华的Party开场,充斥着洋酒、礼服、音乐等元素,范冰冰饰演的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也由几个镜头被勾勒出来:清晨在阳台上的跑步机上做运动,吃一顿有鲜榨果汁和麦片的营养早餐,家中装潢精致温馨,上班的标配是私家车和一杯咖啡,公司位于城市中心的高端写字楼……《我愿意》《爱出色》《亲密敌人》等片也采取了相似的方式介绍人物背景。《撒娇女人最好命》的剧情里,女主人公的最大心愿是去看台湾艺术家家朱铭的雕塑展,在《爱出色》《小时代》等影片里也出现过类似的音乐会、画展场景。
    如果说上述的众多影片力图呈现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和价值观,那么《失恋33天》则对这种趣味进行了一番嘲讽。黄小仙失恋之后郁郁寡欢,老板请她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相比起其他影片中主人公在高消费场所的优雅得体、从容自得,黄小仙的朴素衣着显得格格不入,她的举止也反映出内心的不适。比如在入座时侍者试图为她拉开椅子,黄小仙反应颇为激烈地拒绝;当老板邀请她品尝有“巧克力味”的红酒时,黄小仙却说喝出了满满的“人民币味”。《失恋33天》基本秉持着“小资”阶层的价值观,对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持讥讽态度。由于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群体由“小资”阶层构成,这一阶层的特点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更加追求心灵体验和精神享受,他们相对于中产阶级经济能力偏弱,对后者追求高雅、奢华的品位既羡慕又排斥。《失恋33天》的这种基调顺应了主流观众的心理诉求,从而收获了不菲的票房成绩。
     

    结语

     
    从票房数据上来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爱情喜剧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比较成熟的商业类型。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爱情喜剧早期呈现出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厢记》这样的元杂剧,比起白马王子拯救灰姑娘,中国人对落难公子和富家小姐私订终身的故事更加津津乐道。近十年以来,中国观众的观影趣味越来越接近西方审美,爱情喜剧的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小妞电影”的出现及时满足了迅速壮大的女性观众群体,银幕上越来越多的“高富帅”和奢侈品为她们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白日梦”。然而男性视角并没有完全退出中国爱情喜剧的创作,更多的影片体现出两性视角的交织与融合。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观众群体的继续变化,中国爱情喜剧是否会越来越靠近西方模式,还需要市场给我们答案。

     

    责任编辑    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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