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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别有心裁,工厂元素更适合出高艺术水准的小说”——访作家李铁
  • 卢卡奇说,文学从生活中来,还要回到生活中去。
    三十年前,少年李铁就认定了文学将陪伴自己一生的信念。他固执地认为,走这条路,生活一线是最好的大学。中考时,李铁是学校前五名,够上重点高中的分数线,他却选择了一家技术学校。李铁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尽快参加工作,进入社会这所大学。
    也许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既幼稚又矫情”(李铁语),但在少年李铁的心目中,文学的理想既神圣又坚定。后来入厂当工人兴起文凭热,一起分到这家厂的同学们都报考了脱产的“电大”,(看电视学习),大都混得了文凭,有了文凭就可以转干。但李铁还是固执地认为,在生产一线才是文学需要的生活,于是,他依然安心当着工人,放弃了考试。
    20世纪80年代初,厂里的厂报创刊,需要几个有文字能力的。李铁被了解他的工友推荐上去,说他文笔不错。宣传部领导找到李铁,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晃到了90年代,因为李铁在系统内有点小名气,当时的工会主席要调他到工会做企业文化类的工作,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只有一个理由:越底层,越接近文学。
    看到他的经历,你不由得想,李铁还真随了他的名字,铁了心一条道走到黑。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练习写小说,李铁的目标是《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连续失败后他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开始重新调整方向。但是,向中小刊物的投稿,仍十之八九被退回。
     
    舒晋瑜:你的起步,完全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你当时都给哪些刊物投过稿子,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李铁:80年代末开始练习写小说,正如您所说,是自生自灭的状态。边写边投稿,刚开始野心很大,投的都是《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这样的大刊,失败中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开始重新调整方向,向中、小刊物投稿,退稿仍然占十之八九。因为收到的退稿太多,不好意思把地址写单位,就写了家的地址,那时家里住平房,邮局还投递到户。一封接一封,或一次就几封的退稿令人实在难堪。家里人也忍不住偶尔会讥讽几句。起初有点脸红,渐渐地习惯了,脸皮厚了,接过或大或小的信封,拆看,有编辑手写的退稿信就收藏,稿子嘛,自己认为还可以的就再换几家试试,试过多次不行,付之一炬。面相坦然,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
     
    舒晋瑜:十五年写作中不停地写稿不停地被退稿,很好奇你居然能坚持下来。这和你的性格有关吧?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坚持写下来?
    李铁:我觉得与性格有关,我属于外柔内刚型,有羞怯感,内心却很少有害怕的时候,胆大。认定的事,很难动摇,有时看似表现出动摇,也是面对别人时礼貌性的。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我就认定自己能成功,所谓的退稿不过是一条必经之路。面对这条漫长的路,有时心理难免有点小波动,很快会恢复正常。更多时候是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面对,对终有一日的成功从未怀疑。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其实还没有成功,心态却远不如当初那十几年。现在我常常对自己,对自己写的东西产生怀疑,怀疑写作的意义。
    当年的投稿是在期刊的封底或扉页上找到地址,把一封“尊敬的编辑老师……”之类的信,夹在厚厚的手写稿里,拿到邮局去寄挂号信。那时搞创作也是有成本的,需要大量的稿纸和与当时收入相比不菲的邮资。
    退稿对我的打击不是很大,随着这种写、投、退流程的延续,我逐渐习惯了这种写作与退稿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它看成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心态持续了好多年,偶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就当是意外偏得了。
     
    舒晋瑜:这种自然状态的写作,是否进步很慢?你周围有没有相互鼓励的文学界的朋友?
    李铁:进步那是相当的慢,我觉得这个慢更多是发表和被认可层面上的。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与文学圈没有来往,在文学上没有跟别人交流过,不认识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文学知识是通过读书得来的,写作是件秘密的事情,如同地下工作者,有意躲避,生怕别人看见难为情。除了家里人看见过,外边的人基本没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
    90年代初期,我已经能在一些刊物上零星发表东西了。而这时,也已经有一些人知道我在干这样的事情。这个时期,与我同龄的甚至比我还小的青年作家们已经大红大紫,蜚声文坛。说此时自己没有一点点自卑和紧迫感那是瞎掰,我跟家里人或者朋友说过,如果到三十岁还写不出来(出道的意思)我就不写了,后来就改为如果我到三十五岁还写不出来就不写了,再改为如果我到四十岁写不出来就不写了。嘴上这么说,到了预言的年龄还是在写。
     
    舒晋瑜:能走到今天,你最想感谢的是谁?能谈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编辑或文学界的朋友吗?
    李铁:90年代中期,我有幸结识了同在一座城市里的作家孙春平,这之后得到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和指导,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了市里乃至省里的文学圈,开始有了学习和交流。
    干这一行离不开贵人相助,离不开这样或那样与你有缘的老师,特别是编辑老师的帮助和扶持。如果一生都遇不到贵人,那这一生都会白写。2001年,我一个自然投稿的短篇小说《高处的木头》被《青年文学》的编辑陈锟选中,正是从这次开始,我与《青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陈锟老师知道我在工厂工作,鼓励我写一个工厂背景的,这正中我的下怀。在这之前,我已经写过一批以工厂为背景或以工人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再写,轻车熟路。在主编李师东、编辑陈锟的扶持下,我的《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乔师傅的手艺》《杜一民的复辟阴谋》等中篇小说在《青年文学》相继头题发表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所有有影响的选刊转载,上各种年选,进各种排行榜,也相继得到了大刊编辑的约稿。此后我才得以正儿八经地写作,发表,过上正常写作者的生活。
     
    在李铁的小说中,与工人的现代自我尊严相交织的则是工人对工厂的复杂难舍的依恋和维护。工厂并不仅仅是他们的衣食来源,而且是他们的家园,只有在工厂中,只有工厂存在,他们才是有价值和有自我尊严的自由人、主人。
     
    舒晋瑜: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发表在哪里?也是编辑在自然来稿中发现的吗?
    李铁:1997年,一个五千多字的短篇小说《通勤》发在《飞天》杂志上,自己投稿。那是个很不成熟的东西。我更愿意把稍后一点的短篇小说《民间规则》当做处女作,这一篇稍稍成熟一些,体面一些,也是发在《飞天》上,自己投稿(感谢这家杂志编辑的扶持)。写工厂班组里的一些事,后来,还得了首届辽宁文学奖。在发表小说上,算是一个起步吧。
     
    舒晋瑜:文学上的滋养来自哪里?
    李铁: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书,读文学作品是在7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可供阅读的书少得可怜,也就是那几本革命经典吧。我在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上中下三本《水浒传》,成了枕边书,几乎能背下所有的章节,记忆深刻。到了现在,记忆力严重衰退,昨天的事情都记不下来,《水浒传》中的一些段落仍然能倒背如流。
    到了80年代,能找到的书渐渐多了起来,这时才算接触到外国文学。看过一些经典,眼界开阔了。80年代中期,本市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处理一些图书,书就摆在地上,我在里面找到了几本《外国文艺》《世界文学》《橡皮》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读后眼界大开。另外,我还定期到邮局的门市部去买文学期刊。到了近年,能接触到的书越来越多,几乎所能买到的外国作家的书都买了,收藏了,读,只能有选择地读极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是生活,生活也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记忆,童年记忆,青少年记忆,这些记忆根深蒂固,随时在小说中发酵。这记忆又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身体经历,一部分是心灵经历,还有一部分是想象。在想象中,记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记忆,它们已经生根发芽,长出有时连自己都觉得新奇的枝叶。
    生活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于当下,我总会把一些即时体验拉进小说,把生活直接转换成小说,这多少有些犯忌,都知道生活需要发酵,拉开一定时间往后回望,才是小说需要的生活。但我总认为,通过发酵,粮食的味道已经变成了酒的味道,当下的生活才是原滋原味,更能引起我的冲动。于是,当下的生活很快进入了我的小说,只是他们通过想象的通道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生活还有另一种分法,也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生活,一个是间接生活。直接生活属于自己的体验,当然是写小说的宝贵财富。直接生活局限性太大,量太小,间接生活就宽广多了,看到的,听到的,有意的,无意的,间接生活无孔不入,随时敲击心房。写小说,也是内心的风景被别人的经验无限拉大的过程,很有趣,如同栽花种草,别人给你种子,你埋在土里,开始浇水施肥,精心侍弄吧。
    我在一家发电厂当了二十年工人,工厂的体验多,感触多,工厂、工人给了我很多滋养,顺理成章我就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小说。
     
    舒晋瑜:从1997年发表作品到现在,二十年来你觉得自己的创作有过怎样的变化?
    李铁:80年代中期,中国的先锋文学兴起,一个青年写作者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起初是读着《外国文艺》,模仿写小说。投稿无一中的。9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又开始习写现实主义的小说。我的代表作《乔师傅的手艺》《杜一民的复辟阴谋》《冰雪荔枝》等都情节性很强,有传统小说的起承转合,也有意识流和空间随意转换,且有一定的浪漫性。题材大部分都是工厂、工人,没办法,太熟悉它们和他们了,写它们和他们心里有底,不会出常识性错误。最重要的是和它们和他们有感情,写着写着,不知不觉融入其中了,一不小心,某个工友或某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或细节就会走进小说,真假难辨地与虚构融为一体。
    新世纪初我调到市文联工作,有了更能保证写作时间的环境,接触面也多了一些,小说的取材也就随之宽泛。近年来,个人认为,我的写作技法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我的小说被认可度和关注度却在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小说的尖锐度下降了吧。
    我过去的小说故事性很强,大多是线性叙事。尽管故事背后有很多东西,现代读者还是难免会有抵抗情绪。但我固执地认为故事性对小说还是头等大事,小说就是讲故事嘛,讲究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而已。生活是不规则的,碎片式的。我现在更追求接近生活本身的一种一地碎片的叙事方式。
     
    舒晋瑜:尽管你对于题材的分类有不同看法,但是在工厂背景下的书写,仍然被评论界习惯上称为“工业题材”。我发现在你的很多中篇里,有一个记忆超强的家伙,或者说技术超强的工人,如《工厂的大门》中的刘志章、《乔师傅的手艺》中的乔师傅、《花园》中的“我”……一而再地强调记忆,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李铁:在我的许多“工业题材小说”里,的确经常出现一些技艺或记忆超群的人物,这不是虚构,而是来源于生活。在我工作过的那家大型的火力发电厂里,在我非常熟悉的工人中间,真实存在着这样的“高人”。有一个身怀“直大轴”绝技的分场主任(相当于车间主任),他就是“文革”前东北电力系统会“直大轴”的仅有的三个高手之一,他的诸多传闻十分传奇,令我震惊。还有一个当时和我关系最要好的工友,我们同龄,他自视甚高,其实也真有超人的本领,和我处得好,完全是看中了我的“文学水平”,才被他引为同类,以怀才不遇者的姿态抱团取暖。他的本领在机械方面,偌大的发电厂厂房,大到几十米高的锅炉和汽轮机,小到上万个之多的每一个阀门,复杂的水系统、油系统、冷却系统等,你任意说一个东西问他,他立马会回答出它的作用、特点、参数、工作原理,甚至几乎无法记住的各种状态下的温度数据都能信口说出。他脾气古怪,敢于抗上,每每与上级争执,他总会扬言,你的水平跟我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不服,可以比比。很少有人敢跟他真比。有一次一个副总工程师气急,跟他当场较量,他头头是道的技术分析,信手拈来的不差分毫的数据,令那个副总工程输得心服口服。
    当年的工人里面藏龙卧虎,我感触太深,写这些人物几乎就是写实。我觉得生活底子太厚的作家写作是一种流淌,虚构反而是强加给它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管道。生活底子之于写作者是优势,也是劣势。所说的劣势是,生活的强大把虚构挤到了很边缘的位置,你要刻意强拉,才会拉它回到它该有的位置。
     
    渤海大学文学院李育红认为,李铁早期的中篇小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创造的新文化传统及其诗性核心描摹出了真实、鲜活的可见图案。它们证明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美好内核的存在,证明着这种内核已经种植在工人阶级的精神血液中,它们曾经在,依然在,强大地在着。
     
    舒晋瑜:2005年出版的《情人杨玉环》(中国青年出版社)讲述的是几个生活于底层的女性,却以各自不同的曲折经历演绎了一个个令人心动的故事。你对蓝领女性的独特的解读,既表达了人类的美好善良,也揭示了一种深邃的精神痛苦。你所接触的工厂的女性是怎样的?
    李铁:写工厂里的女性,是不自觉的行为。之前没想过男女,开写了,笔下的主要人物就成了女的。这大概是一种潜意识行为吧。
    一家大型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上有的,工厂里基本都有。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女性也是如此,有长得好看的,有长得不好看的,有心机重的,有缺心眼儿的。和机关事业单位、商界的女性相比,工厂里的女性更率性,更直接,惹急了,爆粗口,出手厮打的概率要高许多。
     
    舒晋瑜:《乔师傅的手艺》的乔师傅,对技术、对工厂的热爱超乎寻常,甚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学师傅的“看家本领”。这样的情节,是你的虚构还是有事实基础?如果是虚构,你觉得合乎常规吗?
    李铁:这个问题提得好,也有一些读者对此质疑过。说在那个保守的时代,相恋的男女连拉手都不敢,一个女工能用贞操换手艺吗?仔细想想,这是合乎常理的置疑。但是,我还是有理由为自己设置的情节做辩护。
    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封闭的保守的时代,工厂更是封闭社会中一个封闭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被高压的东西往往会发出强有力的反弹。人情、人性、命运、心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人们把娱乐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到性,就是在那个年代,在工厂、农村,人们开玩笑的主题大多是性,动口动手动脚,到了(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我是80年代进厂的,车间里的男女开玩笑肆无忌惮,我亲眼看见有一帮女工起哄中扒掉了男工的裤子,是真正的一丝不挂。听老师傅讲从前的工厂故事,男女间都放肆得令人惊讶。
    说真事吧,就是在最保守的年代,工厂里男女之间发生不正常关系的也并不新鲜。我上小学时曾去一家大型印染厂参加劳动一个月,就在一个月间,发生了三起被捉奸的事,在印染机的机身里,一对男女被人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揪出来。人们对那个年代的认识是符号式的,抛开符号,真相往往是另一个样子。
    那也是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工人的最高荣誉就是手艺。为最高荣誉献身,是个别人能接受的,也是我能接受的。于是,小说情节就这样诞生了。
     
    舒晋瑜:你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是无奈的、悲凄的。你如何看待笔下的女性形象?你对把握女性心理有把握吗?
    李铁:与外貌反差很大,心理上我是个粗线条的人,马大哈,对女性心理没啥把握,因此不善于讨女性喜欢。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常以男性视角去揣摩,难免有偏差。对于生活中的性别角色,我一贯认为女性要难于男性,比如“大姨妈”,女人有男人没有,身体上女性就难于男性了。还比如找工作,女性的难度也要高于男性。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女性的幸福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婚姻,嫁错了郎,不幸的命运会接踵而来。我小说里的女性大都是普通人,因此她们的无奈和悲凉也就多一些。
     
    舒晋瑜:《乔师傅的手艺》中乔师傅的手艺不再是获取物质资料的生存手段,她千方百计要把“直大轴”的手艺传授给徒弟,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取“直大轴”的机会,都是在为自己一生的价值寻求最终的社会承认,从而给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交代;《工厂的大门》中技术能手刘志章对管道、阀门的熟记也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技能,已经内化为生命价值。当一个熟知每一段管道、每一个阀门的技术能手竟然找不到工厂的大门时,他所丧失的并不是他对技术的记忆,而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定。评论家牛玉秋认为,你的作品中的精神追问,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其开阔的艺术空间。这种精神追问的背后,我想也隐含着你对于生命价值的一种思考。是这样吗?
    李铁: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就站在乔师傅、王志章的身后,尽管我没有他们怀揣的那种超人的技艺,但精神世界是一样的,都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激情和姿态。我也想在文学领域拥有他们那种能力,但我知道我没有,我只能在精神上与他们看齐。这样写他们,是有快感的,写的时候,仿若自己也成了权威。
    《工厂的大门》我主要写的是一种情绪,在乱得不能再乱的噪音中,在时刻都有可能被摔碎的饭碗面前,人的精神世界也难免是憔悴不安的。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过去熟悉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陌生,那扇熟悉的大门真的很难再找到了。我总觉得我熟悉的工厂像一幅被画得乱成一锅粥的那种变形的美术作品。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眼里的烟筒是变形的,厂房是变形的,噪音也是变形的,身处其中的人当然更是变形的。这变形包括情绪和心灵。当记忆高手迷失在记忆的大门前时,不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而是熟悉的大门变得陌生了,完全改变了他记忆里的模样。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必然。一个时代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总是愿意站在夹缝处想入非非。
     
    舒晋瑜:毫无疑问,你特别擅长故事,而且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常常在扣人心弦的节点上戛然而止。这是你的风格?为什么要留下那么多悬念,而不给大家提供习惯中的“皆大欢喜”?
    李铁:“皆大欢喜”属于电视剧或评书、故事。对于我本人而言,不是皆大欢喜的电视剧,看了也会很失望。小说就不同了,小说就是要给读者留下遗憾和想象的空间。面对大千世界的无奈,面对灵魂,面对人性中的黑暗、蒙昧与残酷,小说真的无法做到大家习惯的“皆大欢喜”。
     
    舒晋瑜:你如何看待写作技巧?
    李铁:写作技巧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大家可以雷同,一个题材谁都可以写,怎么写则要尽量避免雷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技巧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层次。技巧不是一成不变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或给习惯的表达方式注入新的陌生元素,是我的艺术追求。
    对于小说,包括语言、叙述、描写等等,越写越发现自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欠,技法是无止境的,我的小说叙事也在努力由单一的“时间性文本”向“空间性文本”过渡与拓展。
     
    评论家何向阳认为,文学的光与李铁的小说《点灯》类似,它虽微弱,却引导光明。也许爱情的真义就是如此,它的强大无比,正因它的饱经风霜。
     
    舒晋瑜:你的《点灯》写了赵永春与王晓霞的爱情。这是两个发小长大成人之后相爱成婚并一同面对生活本质的艰辛故事。他们为生计,为房子的斗争,总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知你是否看过这部作品,我认为男主人公赵永春的形象和某些做法,特别像张大民。你觉得呢?
    李铁:当然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小说之一。或多或少也受其影响吧。但赵永春和张大民是两种人,张大民乐观地面对困难,是个喜剧人物,赵永春虽然也乐观地面对生活,但却是个悲剧人物。他们所遭遇的前者是困难,后者是苦难。赵永春面对的不仅是生存危机,还有欺骗、利用,而这种欺骗和利用又罩着爱情的光圈。他和女主人公的爱情是真诚的,无论他对王晓霞还是王晓霞对他。这使得他只能以真诚面对欺骗和利用。爱情诚可贵,尊严价更高。当尊严与爱情纠缠在一起时,真的很难分清哪个更重要。
     
    舒晋瑜:最打动我的是赵永春对妻子的爱。以及他对美的欣赏。在贫困与疾病交相来袭的岁月,他不忘点亮那一盏旧楼中的路灯,为他人,也为心灵。在你的作品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比如《与赵飞燕谈爱情》《冰雪荔枝》等。但是这些故事中,女主角又往往对真爱没有信心。你如何看待爱情?
    李铁:作家往往是对现实产生怀疑的人,怀疑生活,怀疑爱情,怀疑意义。现实生活里,我包容性极强,很少怀疑别人。但对于一些事物,却经常产生怀疑。比如怀疑爱情,(特别怀疑以爱情名义去“泡妞”的人)。在我看来,亲情往往比爱情真实,长久,值得信赖。一些最初爱得火热的情侣往往会出状况,最终分手,倒是以亲情相处的夫妻能日久天长。我最信赖能把爱情转化为亲情式的日常关怀的人,并且自己也在这么做。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笔下的小说人物,她们的没有信心也就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人性是复杂的,但爱美的品质是正能量的。
     
    舒晋瑜:《与赵飞燕谈爱情》这个短篇,结构很简单,但是故事精巧,虎头豹尾,令人回味。能谈谈这篇小说的来源吗?触动你写这篇小说的契机是什么?
    李铁:我有个非常好的文友兄弟,他总爱幽默地和女同胞谈爱情这个话题,我觉得挺好玩,就想把这个话题引进小说里来。当然,张绪看上赵飞燕这类情节纯属虚构。这篇小说虚虚实实,实的部分完全来源于即时生活与间接生活,几个人物在小说里所讲的故事也真是在酒桌上听来的,特别是那几个官场故事,就是听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讲的,并且他多次声明确有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把它们重新组合了一番。让这些小故事自己表达吧,能表达出什么意思,就算什么意思。
    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和细节比比皆是,拉它们进小说我觉得比虚构精彩。
     
    舒晋瑜:《与赵飞燕谈爱情》的故事,貌似简单却有套中套的架构,设计精巧。在结构上你是如何处理的?
    李铁:这个短篇的结构是大圈套小圈,大圈是张绪追求赵飞燕的故事,小圈有多个,有官场正能量的故事,也有负能量、不正之风之类的故事,这些小故事重叠在一起,被大故事包围,最后,用一根线横切在上面,把简单而又复杂的世相和人性切开一个豁口,呈现出来。
    也没太费劲构思,随着感觉走,一气呵成,自然流淌,完全是写作时的潜意识在推动情节发展。
     
    李铁的长篇处女作《长门芳草》在十年前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十年后的2017年,才更名为《热流》将由大连出版社作为重点项目出版。工业题材的处境由此可窥斑见豹。
     
    舒晋瑜:可否谈谈你的长篇小说《长门芳草》?好像评论界并没有太多地予以关注。
    李铁:这个长篇完成在十年前,压缩版分两期发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当时有几家出版社也在约我长篇,等我写完了,说是工业题材,人家就不感兴趣了。我把它存在电脑里,不再管它。今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热心的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它终于要在近日出版面世了。
    出版社给改了书名,听起来挺苏联文学的,叫《热流》。十年前,我对这个长篇有过很高的期许,现在,心静如水了。当年发表后确实没有得到任何关注。作为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自己一直觉得这是个挺沉重的东西,幻想出书后能有人关注它,有人批评它。
     
    舒晋瑜:《长门芳草》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在写作上有何难度?
    李铁:难度不算大,写作过程依然是自然流淌。我的几个中篇小说也进入了这个长篇,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我觉得写一部国企史和工人心灵史般的长篇,没有那几个我很看重的中篇,就会缺点什么。
    书中有激情,有浪漫,有天真,有凌厉,有乱象,有人性,有欲望,有呼唤,有救赎。我把更多的感情给了普通工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工人成弱势群体了,成了“鸡蛋”。每当鸡蛋与石头碰撞时,我的情感都会向鸡蛋一方倾斜。
     
    舒晋瑜:《长门芳草》中写了一个女工从入厂一直到退休的故事,各个年代在中国工厂里必然发生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几乎都发生了,写一个国企工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新中国国企的历史。你如何看待这部长篇对于个人创作以及当代文学的意义?
    李铁:这是我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遗憾,但不乏处女作一样的情结。
    对于当代文学史嘛,不敢奢求,但对于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就内容而言,在某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尽管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舒晋瑜:你的诸多作品,虽以工厂为背景,实际上依然是对人性的考察和反思。比如《安全简报》就涉及良知的安全、道德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冰雪荔枝》揭示了爱与恨的纠缠,权力和欲望中人性的扭曲。这是否也是你写作的一个目标或者方向?
    李铁:我的写作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完全是身不由已与情不自禁,看得多了,感想也多,想复述,想表达,用小说做载体,把生活中说不出去的话用小说说出去。
     
    舒晋瑜:有评论认为,你的《杜一民的复辟阴谋》当作国企改制阶段工人状况的一面镜子看很合适。因为是写当下,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有障碍?
    李铁:写作时没有障碍,完全是站在“鸡蛋”一方自由表达。我在工厂那么多年,亲历了厂长经理责任制、减人增效、企业改制等改革措施的实行,它们给国企职工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令我感慨颇多,其中的人和事也令我刻骨铭心。这篇小说写得很快,其中一些情节不假思索就冒了出来。它们在我的心中积压已久,有了萌芽的机会,当然会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人们总是希望辞旧迎新,当新的到来后,不像预先想象的那样时,就会怀念旧的。这是人之常情。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印上了太重的时代烙印,这是件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无法与时代脱轨。
     
    舒晋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从沈阳到辽宁,大到东北,是工业题材的摇篮。从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起,可以看到工业基地和工业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身处“摇篮”,你觉得自己受到影响了吗?
    李铁: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我没感觉到有啥影响,但影响可能就在我不经意间悄悄降临。我的这类题材的写作与此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一定会影响你的审美,你的情怀,你笔下的小说。
     
    舒晋瑜: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李铁所坚持的创作领地贫瘠荒漠,能提供的参照或可资借鉴的遗产极为有限,他面对的挑战和难度可想而知。”你在面对所坚持的创作领域时,有这样的感觉吗?
    李铁:这样的感觉经常有,写作中,时常陷入一种又一种困惑,也不断地问自己:我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表达得是否准确?有真实感受的小说是不是好小说?怎么样让小说逼近心灵?我总是想写好的小说,写出来,发表了,转载了,上年度选本了,有的还上了排行榜,可自己的写作依然默默无闻。问题在哪里?近年被关注度不断下降,问题在哪里?找问题找差距,越来越拿捏不准什么是好小说。
     
    舒晋瑜:二十年在工厂,你在书写中对笔下的人物怀着怎样的感情?
    李铁:感同身受。我曾伙在一堆同伴当中睁着一双惊愕的眼睛,目睹了新时期以来工厂的变化,企业承包、改制、与外商合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工人地位的下滑,初做工人的时候,我看到厂里的领导对工人很尊重,尤其对那些技术高超的老师傅,几乎有些迁就。工人的地位几乎在一夜之间说变就变了。厂长成了老总、老板,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曾有一任老总在职工大会上这样说: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了,主人是谁知道吗?是法人代表,是我。
    就在我调出那家工厂的前夕,厂里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奖金问题,有一个班组的工人们集体去找分厂厂长理论,就在那个分厂厂长的办公室,一个代表大伙站出来说话的工人被分厂厂长迎头打了一拳。怒不可遏的工人们去总厂找老总评理,当时得到的答复是都先回去等候公司的处理决定。事过两天,当同班组的工人们去为那个挨打的同伴作证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变化,那个挨打的工人居然反口说不是厂长打了他而是他打了厂长。接下来的事情就似乎顺理成章了,这个班组因集体闹事被全部勒令下岗,只有那个挨了打的工人被调到了另一个班组继续工作。类似这样的真实情节被我一次又一次搬进小说。
     
    舒晋瑜:你是“60后”作家中屈指可数的以工厂为背景的写作者。写作中,你觉得孤独吗?
    李铁:我认为自己是个掉队的“60后”。写工厂背景小说的人的确很少,而且有时会被人先入为主地认定为类型写作。难免事倍功半。近年我也在不断地写其他的题材。但工厂我还是放不下,不时还是会写一写这个题材。因为太熟悉这类题材,写作的时候几乎没法回避自己的感情和一些真实的细节,在被感动的情节面前,我不想逃避,不想零度,甚至不想技术。说心里话,我更喜欢写其他背景的小说,愉悦度会高一些。
    写作中常常遇见孤独感,笔下的人物也在孤独中前行。写《花园》的时候,孤独感很强烈,这种孤独感带着我进入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我与表姐”的关系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成后虽然心有余悸,但欲罢不能,觉得只有他们俩才会产生那种成功的关系,而应该成功的张毛毛却只能是失败的。没有办法,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小说带有一些隐喻的东西,其意义我自己也是模糊的。是啊,见得多了,有多少应该行得通的路是行不通的,又有多少不该通的路却畅通无阻。
     
    舒晋瑜:你认为当下作家在现代化工业文明进程势不可挡的今天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
    李铁: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直面真实,直面时代,不缺席。敢于“宏大叙事”。在面对中提高精神气质,呈现经验世界的真实图景,呈现现代人的精神隐秘,呈现与其他方式相比更有表达优势的世道人心。
     
    舒晋瑜:目前工业题材似乎处于边缘状态,你觉得原因何在?怎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工业题材的作品?
    李铁: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有震撼力的大作品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写作者还是要把这个题材与社会、现实、历史、人性、心灵等等联系在一起,用真诚面对写作。对过去的经验重新审视,把人拉回到小说的第一位,用人性的目光烛照一切,敢于写绿叶红花底下的败絮,或者暗流。写作者要有信心,有工厂元素存在的小说艺术质量不会低下,只要别出心裁,工厂元素更适合出高艺术水准的小说,更容易呈现文学的现代性。大工厂很适合油画,也很适合文学。要拒绝一些东西,迎接一些东西,思考时代,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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